我國是全球最大生豬養殖國家，每年的生豬出欄量達6億頭。作為我國最主要的消費肉類，近年來生豬價格波動過于劇烈，對生產者和消費者都造成較大影響，因而生豬價格的運行受到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影響我國豬價的五大因素是:趨勢因素、周期因素、季節因素、偶發因素、貨幣因素。其中，趨勢性因素影響長期豬價重心移動；周期性因素導致價格中短期波動；季節性因素是需求和供應在一年內的規律性變化；偶發性因素通常只能引起短期的影響，影響程度較大的偶發性因素也只是延后周期，而不能扭轉周期；貨幣因素往往影響的是價格波動的幅度。
(一)趨勢性因素:
豬價重心中長期上移飼料成本、人工成本、土地成本的上漲趨勢將導致生豬價格重心不斷上移。我國人多地少的國情與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戰略目標，使得我國糧食價格中長期將呈現上漲，這也決定了飼料價格上升的長期趨勢。打工收益提高，導致生豬養殖的機會成本大大提高。而需求在未來5年仍將呈現上漲趨勢，其中農村消費需求的增長為主力軍。未來，我國生豬價格(以及其他農產品價格)將保持上漲趨勢，因此每次周期性下跌的價格底部理論上將高于上次周期底部。
(二)周期性因素:
盈利預期、資金約束是供應的決策因子。
1、“產能超調”導致豬價周期性波動。豬價周期性波動的本質在于，由蛛網模型所解釋的產能超調引起的，即在養殖虧損期淘汰產能而養殖高盈利期增加產能。而之所以產能調整往往是“超調”，主要是由生豬市場特征決定的:我國生豬市場基本是國內封閉的和完全競爭的，政府的價格調控作用有限；養殖具有周期性，當前補欄、淘汰決策不能同時反應到終端供應，因此供應調整是滯后于價格的；活體出售，養殖戶無庫存。
在理論模型下，豬價的周期長度是由生豬生長周期決定的，由于從后備母豬補欄到增加商品豬供應需要18個月左右的時間，因此豬價完整的運行周期長度為3～4年。
隨著互聯網向農村的滲透以及多元化資金對養殖行業的支持，我們對養殖周期的理解進行了補充:
(1)盈利預期與資金約束主導養殖戶周期性進入退出。互聯網、移動終端的滲透，越來越多的養殖信息和價格分析、行業會議信息等傳遞給養殖戶，養殖戶逐步開始主動預期后市價格。但一個硬約束是資金，養殖戶或企業不會輕易淘汰能繁母豬，但虧損期持續時間越長，周轉資金越緊張，可能面臨著被迫退出的局面。飼料企業提供小額貸款、銀行信貸等資金的流入增多或者收緊，都會影響到養殖戶的決策。因此，如果資金方面對養殖戶的預期構成同向支持，周期的長度會延長，尤其表現為拖長底部。
(2)規模化不會改變周期規律，但波動幅度縮小。補欄缺乏理性的散養戶大量存在，是造成生豬價格波動幅度加大的原因(常常存在“追漲殺跌”的現象)，規模化養殖比例提高會減弱豬價波幅，但是不能改變周期。
2、母豬存欄量是決定周期的前瞻性指標。能繁母豬實際上是生豬養殖行業的在產產能，由于能繁母豬的增加將使得10個月后商品豬的供應增加，因此，其存欄的變化會對未來豬價產生滯后的影響。但由于從能繁母豬存欄到商品豬供應過程中會受到母豬生產性能、疫病、天氣等因素的干擾，因此剔除母豬存欄的生豬存欄量的水平，將以更近的鏈條顯示出對其5～6個月后的生豬供應。因此，大周期方向、價格頂部及底部區間由能繁母豬存欄量決定，而生豬存欄對價格中期波動時間點預測的準確度相對較高。
3、養殖戶行業退出-進入行為分析。
(1)專業戶、小規模養殖戶資金鏈脆弱。一般而言，專業化和中小型養殖企業利用自用資金和一部分銀行貸款完成固定資產和母豬投入，利用飼料廠賒銷和肥豬循環出欄來保證流動資金運轉。一旦生豬價格低于可變投入，養殖戶就將面臨資金難題，飼料廠不再賒銷而要求現金交易將直接導致資金鏈斷裂。
(2)大型規模養殖場面臨調整型退出。專業戶、中小型養殖場采用策略性退出和大型規模場的調整型退出。在實際操作中更多的是影響后備母豬產能。比如，大型規模場一般在豬價低迷時，提高母豬生產性能要求，快速淘汰高胎低產母豬后用自產種豬填補。
(三)季節性因素:
消費與生產活動均表現出季節性規律生豬價格運行的季節性受到每年同一時期的供需狀況的影響，既包含消費的季節性又有生產季節性。本文利用統計方法找出季節性系數，對應7、8、9、12月至次年2月，需求拉動力比較強勁。而3、4、5、6月消費較為疲軟。
(四)偶發性因素:疫病、政府調控影響供需邊際偶發性因素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導致生豬總存欄量下降(如疫病、自然災害)，或者直接導致終端市場供應或需求的增減(如國家收儲、放儲，豬肉進口等)，因而可能會引發豬肉價格產生非常規性的波動。偶發性因素嚴重時，甚至可能會擾亂周期運行。
1.疫病助漲助跌，但是不改變周期。疫病的發生一方面可能直接導致生豬的死亡，另一方面可能引發養殖戶短期恐慌性出欄。一般而言，疫情持續的時間比程度對生豬養殖影響更大；疫病不改變周期，但是會加速去產能，助漲助跌；疫病暴發也有一定的周期性，這與母豬使用周期(高胎次母豬抗病性弱)和豬價下行時，養殖對防疫管理減弱有關。
2. 國儲肉收放、進口等是調控終端市場的直接手段。我國年均豬肉消費量在5000萬噸以上，中央儲備肉最大儲備量約在30～40萬噸，進口量在100萬噸以內，因此對豬價的中期影響很小；但由于進口豬肉、儲備肉的投放較為集中，對生豬市場短期內仍然形成了一定的沖擊。本文認為未來行政性干預將更多地轉向于市場化調控。此外，中央政府對于生豬標準化養殖和能繁母豬養殖還有一定量的補貼，其中能繁母豬補貼對于保持母豬產能有較大作用，也是政府調控的最重要手段。政策性補貼通常通過影響養殖戶預期實現對豬價的影響，如能繁母豬補貼可能在豬價下行過程中使養殖戶減緩淘汰，在豬價上漲過程中使養殖戶進一步擴大產能。
(五)貨幣因素:
擴大或抑制豬價波動幅度貨幣與流動性因素會影響豬價的波動幅度。貨幣投放量增加會對豬價產生滯后推升作用(1～2年)，具體而言，當貨幣投放量增加，如果此時豬價處于上升周期，將擴大豬價漲幅；如果此時豬價處于下降周期，將抑制價格跌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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