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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豬肉價格大幅波動。十月，筆者在四川等地對農村養殖業的現狀進行調查發現，豬肉價格大幅上漲與農業生產成本過高、規模養殖困難重重有直接關系。
四川歷來是我國最大的豬肉生產基地，生豬出欄量曾經占世界的1/20、全國的1/9、省際調撥的1/3，歷來有“川豬安天下”的評價。我重點調查了四川綿陽關帝鄉、瀘州納溪區和自貢富順縣的養豬情況。
從歷史上看，四川農民從事生豬養殖業曾經是農業勞動變現收入的主要來源，但在肉價高漲的今年，農民從事家庭養豬的卻越來越少了，減少的直接原因就是農業勞動成本相對大幅提高。雖然專業養豬收益今年下半年大幅度提高，但養豬成本的上升同樣是大幅度的。
村民告訴我，目前的生豬存欄量相比去年下降90%左右，比如去年一個村的仔豬存欄量還有200頭，今年連20頭都沒有。為什么不養豬了?原因很多，最大的原因是不合算，賠本。我與四川納溪區和自貢富順縣的幾家農戶算了算賬，現在購買豬仔的費用大約需要1000元了，而目前常年留守農村的窮苦家庭，一年的純收入也就是1000元，根本拿不出買豬仔的錢。而有勞動力在外打工的農戶顯然不在乎這1000元，而且也沒有勞動力伺候豬，甚至很多人嫌豬圈又臟又臭。
現在農戶不養豬了，關鍵在農業勞動力成本顯性化。何謂農業勞動力成本顯性化?即農業勞動成本是以農民工收入為參照物的。目前非常多的家庭農業勞動都依靠雇工完成，尤其是插秧和收割都靠雇工，雇工比例大約60%，報酬需要比照農民工外出打工收入的一半以上計算，即每個工起碼按80元/天算，還要管吃。這也是養豬勞動的成本。家庭養殖業屬于繁雜勞動，豬要吃草，糞還要上到田里，這些勞動雖然強度不是很大，但又臟又臭，一天也離不開人，還污染家庭環境。雇人雇不起，自己干體力又不支，因此很多人家放棄養豬。
農民不養豬，還與農村目前的人口狀況相關。目前農村人口主要由少年兒童、婦女，老年人構成。而我在四川農村入戶調查中發現，青年婦女幾乎一個也看不到了，甚至50歲以下婦女也難看到，都出去找營生了。村里大都是小孩和老人，60歲以下算壯勞力，80歲還在耪地。這樣的勞動力現狀很難從事繁雜的養殖業勞動，尤其是養豬。
制約農戶養豬的另一個原因是養殖業直接成本上升太快。今年以來，飼料成本同比上漲9%，運費、水電費成本同比上漲10%。而秋糧收購價又提高15%左右，基本與肉價提高幅度相符。雖然肉價也在提高，但由于一些農戶不愿意防疫，導致疫情大面積爆發并擴散，而今年肉價提高恰恰與疫病大面積發生相關。現在雖然肉價提高很多，但還沒有達到刺激農戶回鄉養豬的拐點，絕大多數農戶對肉價提高不敏感，仍然缺乏增加存欄量的興趣。這種趨勢恐怕將延續至明年。
當然今年以來，專業養殖戶的存欄量是增加的，大約增加30%左右，尤其是在肉價提高之后，但進一步增加的困難不小，原因也是賠本。
養豬的集約化經營可以極大地提高勞動生產率，但成本未必能夠下降。相反，由于需要雇工，日常管理也需要計酬，整體勞動力價值都會體現在生豬的成本中，這使得肉價不得不上升。由于歷史形成的原因，農戶自養豬是不計勞動報酬的，因此可以盈利。但農民自養散養很難抵御疫病蔓延，尤其是現在的飼料豬，抗病能力極低。而專業養殖目前的雇工比例大約在30頭豬左右雇一個人，越大相對雇人越少，但工資報酬年年提高，今年更甚，原因就是農村勞動力非常緊張。比如瀘州納溪區有3個萬頭豬場，嚴格實行成本控制，雇工只有30人，但平均工資達到每月2500元，相比家庭養殖也有幾十倍之多，這恰恰是養殖集約化的最大瓶頸。
調研中發現，目前集約化養豬最大的風險大約如下：一是價格波動風險。很多養殖專業戶告訴我，近幾年的肉價波動率快趕上股價波動率了，例如前年最低時8元一公斤，現在20元左右一公斤，最擔心的不是肉價下跌，而是暴漲。因為暴漲后散戶大量恢復養豬，低成本豬大量流入市場，專業養殖必然賠錢。發展集約化養殖需要價格穩定，而影響肉價穩定的因素又太多;二是高附加值豬難以維護品牌，優質豬成本高，但模仿的成本卻很低;三是遠距離運輸成本極高，而超級大戶往往必須依賴遠距離運輸;四是防疫問題。為了減少疫病，必須控制農戶養殖發展，這與短期內提升存欄量是矛盾的;五是污染問題。農戶養豬有污染，大戶養殖污染更大、更集中，完全靠養殖戶自身解決，成本太高;六是農村金融欠發達，大戶養殖最需要農村金融扶持，但目前能夠貸到款的養殖戶不到三分之一，而且養豬保險也難以到位。
以上幾大風險，政府都可以幫助解決。比如，控制價格波動可以靠冷庫調節，維護品牌政府更應該介入，防疫本來就有政府的責任，污染必須靠政府財政幫助解決。防范豬肉價格暴漲暴跌，政府應大有可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