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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紛紛劃定畜禽養殖“三區”，在2017年底前，依法關閉或搬遷禁養區內的畜禽養殖場（小區）。豬場搬遷整治提上了日程，可以預見，今年將是各地禁養區劃定及禁養區內養殖場關閉拆遷較為集中的一年，生豬養殖產業也將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然而，畜禽養殖“三區”的劃定并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導致在地方具體操作過程中，不但各省之間不同，市縣鄉鎮的差異更大。這也讓畜禽養殖“三區”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諸多的是與非。
禁養區是無畜禽區？限養區是少養區？
適養區是隨意養殖區？
“禁養區”在國家法規層面最早出現于國家環�？偩�2001年頒布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管理辦法》，之后在2005年頒布的《畜牧法》中也引用了這一概念并做出了規定。環境保護部生態司農環辦負責人孔源就曾解讀過，所謂的“禁養區”，就是相關法律和法規中所指的禁止建設養殖場和養殖小區的區域（即禁止建設達到省級人民政府設定養殖規模以上養殖場所的區域）的簡稱，它的含義也并非是一頭豬、一只雞或其他畜禽都不讓養的區域。
從《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中有關禁養區的表述中也可以看到，禁養區設立的目的是為了防止畜禽養殖業發展與環境中需要保護的對象產生矛盾，基本的含義即在水源保護區、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和緩沖區等需要保護的區域，禁止建設畜禽養殖場或小區，即禁止超過設定規模的畜禽養殖活動，因此，禁養區也可以解釋為“規�；笄蒺B殖禁止區”或“禁止建設畜禽養殖場或小區的區域”。
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禁止建設達到省級人民政府設定養殖規模以上養殖場所的區域”，那么什么叫“禁止建設達到省級人民政府設定養殖規模以上養殖場所的區域”？以湖北為例，湖北省人民政府確定規模養殖的標準為：生豬≥500頭(年出欄)、奶牛≥100頭(存欄)、肉牛≥50頭(年出欄)、蛋禽≥5000只(年存欄)、肉禽≥10000只(年出欄)。對于規模以下的養殖戶來說，并不禁止其養殖行為，而是指導其做好養殖污染防治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能不能養，還需要看當地的發展規劃。前段時間震動全國養豬人的福建省延平區的鐵腕治污行動就明確要求，除了全面拆除禁養區內養殖場外，延平區內所有250頭以下的養殖場也需拆除。因此，如果當地不打算發展養豬業或者要去散戶，那即使再小的規模也同樣要被禁止。
“限養區”是在一定區域內，結合區域環境容量，限定畜禽養殖污染排放問題的區域。參照《畜禽養殖業污物排放標準》，限養區不是對畜禽養殖量的限制，而是對畜禽養殖污染物排放總量的限制。限養區內，畜禽規模養殖場（小區）必須實現廢棄物全部資源化利用或達到城市生活污水排放標準，即COD低于150mg/L、氨氮低于40mg/L。
“適養區”不是“隨意養殖區”，在適養區開展養殖活動，也應以區域環境承載力為基礎，合理規劃和布局畜禽養殖行為。適養區與限養區的區別在于排放標準的不同，限養區的排放要求更加嚴格。
豬場治污，非得一關了之？
民盟中央農業委員會委員、廣東省委員會委員，廣州邁高化學有限公司總經理鄭慶祿就畜禽養殖“三區”的劃分問題，在接受《豬業》采訪中談到，上述政策在各地實際使用時出現了“各具特色”的偏差：比如有些地區政府隨意“擴大”限養區、禁養區的框定條件；有些地方甚至突然將多年來一直是農業用地的區域規劃成工業區，致使可供飼養的區域越來越�。涣硗�，某些地方百分之百符合環保要求的養殖場，仍然被地方政府關閉或逼迫搬遷。鄭慶祿說，這對穩定從事養殖業的企業造成了很大困擾，他們主要精力被迫放在如何應對環保部門的“騷擾”，這個問題在廣東、福建等經濟發達、土地很值錢的地區很突出。他表示，上述問題在于新環保法充分授權由縣級人民地方政府劃定禁、限養區，但是卻沒有配套完善的法規來規范縣級政府行政作為后的救濟，比如出臺合理的補償標準，養殖場前期固定設施投入很大，合法的企業利益保障需要得到重視。
由此可見，隨著畜禽養殖“三區”的整治開展，省級政府通常直接采取一刀切的“減排拆遷”，而市縣政府推行的拆遷補償方式差別又極大。各地拆遷標準，因為沒有市場化的評估體系參考，既搞不清拆遷的真實損失和成本，也無法妥善解決安置的各類遺留問題。并且一旦豬場被強拆，養殖戶又得不到妥善的安置，他們將如何生存？同時畜牧業不同于種植業，因為生產周期長，投入大，受到資金、土地、技術、種源等多種因素制約，恢復起來不是一兩年的事情。如果豬場治污只是一拆了之，養殖戶的積極性一旦受到挫傷，恢復起來則更加困難。
因此，地方政府要引導和幫助養殖戶轉型，還應該告訴養殖戶應該怎么辦，不能把工作重點放在關、停和處罰上，而應放在疏導，立足解決實際問題上。其次，要用法規規范政府執法行為，哪些地區豬場應該拆遷，如何補償等應細化。環保部與農業部、國土資源部應制定切實可行的養殖區域規劃，細分到縣區。再次，針對畜牧業，相關法規應該更明確指向畜禽廢棄物綜合治理，而不是以罰、關閉等手段了事。
是非將盡，生豬養殖行業迎來大洗牌
據有關部門統計，去年全國超過20個省份劃定了生豬禁養區，并且啟動了豬場拆遷行動，直接減少生豬存欄3600萬頭，尤其是浙江等禁養大省，因禁養減少的生豬數量占到整個飼養量的50%。在當前環保高壓態勢下，一面是被動出局的散養戶，一面是轉型之際不惜高成本擴張的規模企業。而今年也是禁養區內養殖場拆遷的最后期限，未來的生豬養殖行業會走向哪里？是非將盡，一切都會揭曉，但毫無疑問，生豬養殖行業會迎來一次前所未有的大洗牌。鄭慶祿認為，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發展模式肯定是要被淘汰的。目前中國面臨的環保問題日益突出，經濟模式急需轉型。相關環保法律法規的秘籍出臺和實施，是我們高速發展經濟的陣痛，所以養殖從業人員不能只顧一己之私和短期利益，應該擔負起環保責任，還地球一個健康的生態圈，實現經濟與環境的良性循環發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