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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的良種繁育體系包括純種繁育體系和雜交繁育體系，其中雜交繁育體系又包括終端雜交、輪回雜交和終端輪回雜交三類，每一類雜交方法中按所應用豬種的多少又可進一步區分，例如終端雜交可分為二元終端雜交、三元終端雜交和四元終端雜交等。各種繁育方法各有利弊，不同的畜種，生產不同的畜產品，生產市場條件不同，適宜的雜交方法也不同。
目前我國規模化業中商品豬場多采用三元終端雜交，即杜×(長×大)和杜×(大×長)，或者四元終端雜交，即(皮×杜)×(長×大)和(皮×杜)×(大×長)。其中三元終端雜交繁育模式是二十世紀80年代國內養豬業借鑒國外經驗及國內養豬試驗后大規模推廣而形成的經典模式，四元終端雜交繁育模式是二十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皮特蘭豬在國內的推廣，商品豬場利用其高瘦肉率，采用皮杜公豬作為終端父本而逐漸推廣起來的。因此，無論從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養豬業對豬繁育方法的選擇是基于能使商品豬生產者在一定的市場、生產條件下獲得最大利潤，種豬生產者使用這種需求生產相應的純種或雜種種豬也因此而獲得最大利潤。
當前我國養豬業已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主要表現在：
1、 瘦肉型豬在規模化養豬場得到全面推廣。
2、 通過20年不斷從國外引進種豬和選育、擴繁、推廣，我國主要瘦肉型豬的遺傳性能顯著提高。這可以從最近幾年全國各地種豬測定站的測定結果看出。但是養豬業總體水平依然不高，出欄率低于130%，每頭母豬年提供肉豬15頭以下。所以說，雜交商品豬的遺傳水平并不低，但是飼料、飼養、疫病嚴重制約了遺傳潛力的發揮。
3、 豬存欄數和出欄數顯著提高，豬肉產量達到4300萬噸以上(2002年)，養豬業從追求規模轉向追求效率和效益。
4、養豬的商品化生產模式已經成熟，規模化養豬生產的市場意識和競爭意識顯著加強。
5、我國進入WTO后，國內市場的國際化，來自國外的豬肉產品越來越多地進入我國市場。
6、疫病防疫形勢趨于嚴峻而導致的安全無公害食品問題日益突出，國內和國外豬肉市場因此受阻。特別是我國豬肉產品因為疫病問題引起的相關后果嚴重制約豬肉產品的出口，國際市場呈現萎縮局面。2002年中國出口活豬190萬頭，豬肉出口總量24萬噸，而且主要出口到中國香港、中國澳門和新加坡，出口量占總產量的比例很小。
7、規模化養豬場由于疫病問題導致死亡率明顯提高而效益下降甚至虧損的情形大量發生。疫病已成為我國規模化養豬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
因此，新的國際化市場形勢下，我國養豬業可持續健康發展的前景不容樂觀。需要我們借鑒國內外成功經驗，采用一切可行的方法，提高豬的健康水平，實現安全無公害生產。
最近幾年中國政府逐漸重視這個情形，在政策法規上，先后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條例和規范(如安全無公害食品生產規范等)，啟動了一些工程(如畜產品標識制度、安全無公害食品行動工程等)，并且將采取更嚴格的措施(如疫病公開、限制活豬的流通等)，來控制疫病的爆發和蔓延。規模化養豬場也紛紛采用早期斷奶、加強免疫，甚至三點式生產等一系列措施，來控制疫病的發生及其危害。這些措施無疑對疫病控制將起重要的保障作用，但是僅限在管理和生產技術上，屬軟件范疇，還不夠，徹底執行起來還很困難(例如種豬的運輸就沒法限制)，也需要很長時間。因此在這過程中，我們還需要配套地從硬件上，即對繁育方法作一些改革，才能徹底解決這個大問題。
我國現有的豬雜交繁育體系包括選育、引種、擴繁、商品豬生產等環節。與之相適應的豬場及其功能分為1、原種豬場，主要引進國內外純種，進行選育，擴繁，為祖代場提供祖代種豬(長白豬、大白豬、杜洛克、皮特蘭)、為商品場提供終端公豬(杜洛克或者皮特蘭)。2、祖代豬場，主要引進祖代種豬進行雜交生產，為商品豬場提供60-70公斤體重的長大或者大長二元母豬，部分祖代場也生產皮杜公豬。3、商品豬場，引進祖代豬場提供的二元母豬和原種豬場的純種公豬或祖代豬場的雜種公豬，雜交生產商品豬。選育、引種、擴繁環節都可能是疫病蔓延的途徑，所以也都可能提供疫病預防的解決方法，但難度不通，所需的時間不同，成本也不同。
一、種豬選育與疫病預防
目前，全國有瘦肉型種豬場200余個，但存欄種豬500頭以上的種豬場不到三分之一，且多數選育場為了提高種豬銷售量，都飼養多個品種的種豬，因此單位種豬場單個品種的育種群規模都比較小。多年來，在傳統的閉鎖核心群育種思想指導下，每個豬場各自為陣，相互之間極少交流，導致我國豬育種總體上呈現沒有組織、育種場之間互相獨立、相互競爭的局面。多數種豬場即沒有能力發展成為典型意義上的提供配套系的育種企業，又深恐聯合育種帶來疫病風險增大或者產品優勢受到威脅。由于這些制約因素，雖然我國在1993年以來相繼成立了長白豬、大白豬、杜洛克豬育種協作組，但都局限在技術講座和交流;各地興建的種豬測定站也沒有切實發揮應有的作用。
在育種方法上，由于缺乏足夠的投入同時還要照顧種豬銷售，多數種豬場還處于根據體型外貌或者體型外貌加表型選擇的階段，同時，為了減緩發生小規模豬群的近交衰退，多采用保留血統的家系內選擇方法，育種效率普遍低下，優良基因不斷流失，豬群遺傳水平逐年下降，為了保持市場競爭力，需要定期引進種豬，陷入引種—擴繁—退化—引種的局面。整體上，我國的種豬場實質地成為國外種豬場的不同級別的擴繁基地。大規模活豬引種過程一旦引入新的病原，導致傳染性疫病的發生，嚴重影響種豬場的正常生產與經營，根本談不上育種工作。因此，可以說正是由于疫情阻礙了了我國豬育種的發展。
在抗病育種技術上，豬疫病種類多，但迄今為止，豬抗病的免疫學及分子生物學機理還處于研究階段，所以抗病力選育的測定性狀不清楚，不同疫病的抵抗力之間、抗病力與經濟性狀之間的關系也不清楚。
所以，以我國現有的育種組織基礎和工作基礎，近期內培育出抗病豬群的可能性極小。
二、引種與疫病預防
目前的終端雜交繁育體系中，原種場、祖代場和商品豬場都必須定期地從外引進種豬，才能維持持續種豬或者商品豬生產。以國內外現有的檢疫技術和體制，引種的過程必然存在巨大的引入疫病的風險。所以，要降低這種風險，就必須減少引種次數和頭數，保證引進健康的種豬，改變引種的方法。
原種豬場為保持了市場競爭力不斷從國外引種，而且目前主要絕大多數是通過活豬方式引進，最近10年我國平均每年從國外引進約1000頭種豬，雖然有海關檢疫等環節進行疫病控制，但還是不可避免地引進了一些嚴重的疫病，典型的有萎縮性鼻炎，藍耳病。因此，未來我國應該以精液或者胚胎的進口取代活豬的進口。
原種豬場是整個繁育體系的龍頭和基礎，沒有健康的原種豬，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祖代豬、父母代豬和商品豬，也不會有安全的豬肉食品，因此原種豬必須是SPF豬，原種豬場必須是SPF育種場。
祖代豬場的主要作用是將群體擴大，特別是繁殖母豬群，將原種豬場的遺傳進展加以擴大，并獲得一定的雜交優勢。由于沒有經過配合力的選擇，這種雜種優勢的量非常有限，甚至可能產生雜種劣勢。在這過程中，如果引進的祖代豬群不健康，則同時也將原種豬群的疫病加以擴大，導致生產的父母代種豬也不健康。
商品豬場應用這些種豬生產肉豬，一方面生產性能沒法提高，獸藥費用增加，肉豬的健康及獸藥殘留問題也因此產生。
因此，在當前形勢下，現有寶塔型的三元或四元終端雜交繁育體系在預防疫病蔓延方面具有先天的不足，需要轉變為輪回雜交繁育體系或者終端輪回雜交繁育體系才能改變通過引種導致的疫病蔓延的狀況。
三、雜交方法與疫病預防
將現有的三個層次的終端雜交繁育體系變成兩個層次(SPF種豬選育場和商品豬場)，配套進行社會化的人工授精站建設將在疫病控制和豬群改良上發揮重要作用(見下圖)。商品豬場建成后，從SPF種豬選育場一次引進少量SPF大白母豬，從人工授精站引進SPF長白公豬精液，進行二元雜交，生產長大二元豬，其中的公豬從留個別作為試情公豬外，其他全部去勢育肥，母豬中選留最好的個體作為后備豬，用人工授精站引進的SPF大白公豬精液配種，其余的育肥。這樣每個雜交世代輪回應用長白和大白公豬精液配種，生產后備母豬和商品豬。
這個體系的優勢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商品豬場自己選留后備母豬，避免后備母豬的持續引進，既降低引種成本，又降低潛在的疫病風險。
2、每個世代引入最優秀的公豬精液，使商品豬及后備豬同步得到種豬選育場的遺傳進展，豬群性能穩步提高。沒有了祖代豬場這個環節，減少繁育體系的層次，既提高遺傳擴散速度，又減少了疫病蔓延的風險。
3、由于引種數量的大量減少，導致種豬選育場之間的競爭更加激烈，優勝劣汰，促進種豬選育場的育種工作和豬群保健工作的完善，生產出遺傳性能高同時健康的精品種豬。國家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重點扶持SPF 豬場和人工授精站體系的建設。
4、減少所應用豬種數量，在育種投資有限的情況下集中資源培育長白豬和大白豬兩個瘦肉型豬種。從以上測定結果看，現有的長白豬和大白豬生長育肥性能已超過杜洛克豬，而繁殖性能更明顯優于杜洛克。
結論：
為了控制疫病蔓延局面，提高國際市場的競爭力，我國養豬業需要從繁育體系上一系列環節上進行改造。包括：以精液或者胚胎的進口取代活豬的進口;建設和發展SPF種豬選育場及人工授精站服務體系;將雜交繁育體系由現有的終端雜交繁育改為輪回雜交繁育或終端輪回雜交繁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