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節前后，全國生豬價格進入穩步上升通道，“五一”節后則從每周一個價逐漸演變為每天一個價，時至今日，全國豬價已引起各界人士高度關注，而社會上或行業內各方人士對豬價變化原因及養豬業存在問題的闡釋則與以往類似，十分耐人尋味。筆者覺得其中存在若干簡單邏輯思維混亂的誤區，不妨在此與讀者諸君分享。

　　一、 關于解釋生豬價格變化的邏輯思維

　　據政府權威部門公布，至六月初，全國大多數地區的生豬價格與去年同期相比漲幅超過60%。而六月初至今不到一個月時間內豬價又漲了2.0元%公斤左右，本文完稿前山東臨沂市沂水縣張先生來電說，當地肥豬價兩周前已達18元/公斤，近日還有上升跡象。一時間經濟學界的“通漲論”甚囂塵上，養豬業界“成本論”再次成為“盡管豬價高，但依然沒賺多少錢”的“合理臺階”。 事實上，現時豬飼料中的主要組份玉米和豆粕，其價格的變動對商品生豬的飼料成本的影響權重是有限的。如果商品豬從斷奶時開始至100公斤上市這段時間，一次性地每噸玉米價格漲100元，在正常情況下，只會導致每公斤生豬的飼養成本增加0.15元左右；如果每噸豆粕漲100元，則只會令養豬成本增加0.06元左右；如果這兩種原料都同時漲價100元，也只會使生豬飼料成本每公斤增加0.2元左右。而每頭母豬每年所耗飼料的原料價差，造成的成本增加，分攤到每頭斷奶小豬身上僅約5元左右（母豬繁殖性能嚴重受挫者可另當別論，但無論如何也不會超過10元）。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幾年有代表性的飼料原料與豬價變化情況（見下表），顯而易見，與5年前相比。

廣東地區不同時期主要飼料原料與生豬價格

　　說明：

　　1、 玉米價格為廣東當時主要集散地（港口）批發價；

　　2、 豆粕價格為廣東當時主要油廠批發價；

　　3、 生豬價格為當時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代表性價格；

　　因玉米、豆粕等主要飼料原料的變化導致豬價成本升幅約2.20元/公斤，而實際上生豬價格的升幅卻高達13.4元/公斤；而與去年同期相比，僅就飼料原料價而言，養豬成本幾乎沒有明顯變化，豬價升幅卻達一倍。可見，在此輪豬價變化面前，“通漲論”與“原料成本論”顯然存在與事實不乎的邏輯混亂。

　　事實上，豬病復雜，大部分豬場生產性能嚴重低下，可上市健康商品豬大幅減少，養豬生產者投入產出嚴重失衡，才是造成生豬市場持續供不應求，養豬成本大幅增加的根本原因。因此，簡單地說，豬病失控，導致養豬業損失慘重，造成一段時間內生豬市場供不應求的局面，是半年來豬價穩步上升屢創新高的根本原因，而豬價高對消費者物價指數（CPI）拉升的結果被直接讀解為“通漲”的原因，則是邏輯混亂思維方式“逆理成章”推演出來的本末倒置的錯誤結論，也是主流輿論媒體在2008年對當時豬價屢創歷史新高原因解釋的原裝翻版。我們一些經濟學家，包括某些農業經濟專家，已經習慣了使用現代咨詢手段，足不出戶便可知曉天下事，根本不會到到豬場做點最起碼的田間調查，便可運用各種數學模型演算出最權威的數據，并以其主流派專家的特殊地位行使話語權，把無中生有的結論強加給社會，非常有效地在社會層面起到掩蓋事實，混淆是非、誤行業誤導民眾誤導政府的功能，把養豬業及部分養豬人的思維引入一個更為混亂的狀態。

　　稍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應該清楚，通貨膨脹的基本概念是，原材料價格及勞務價格上升導致產品生產成本增加，進而推動商品價格上升。然而，在市場經濟社會，商品價格的變化主要受供需關系約束。如上表所示，2006年至今，玉米、豆粕等主要原材料的價格的確大幅度上升，但這些飼料原料價格的變化因素轉化成對生豬飼養成本的影響遠非主流媒體所渲染的程度，周期性或準常態的多種疫病造成養豬業生產性能低下，有投入少產出，甚至相當一段時間內沒有產出，是導致市場供需關系失衡，或養豬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把工業生產的原材料價格變化與產品生產成本變化的模式套用到養殖業生產模式、把“靜物”或曰“死物”與“動物”或曰“生物”混為一談，可能是我們很多經濟學家所犯的致命錯誤。

　　至于“養殖周期論”的誤區可能存在更多爭議。很多業內人士把2010年3-5月份（并非主流媒體籠統地說的上半年）的豬價走低解釋為養殖周期的供大于求，可能是想象力過強與記憶力太弱所致。眾所周知，在中國正常上市的活豬體重大多數在100-130公斤范圍，如果讀者諸君記憶力尚未衰退，應該清楚地記得，當時有部分記者報道屠宰場收購的生豬體重很大一部分在60-70公斤范圍，并解釋為市場處在供不應求豬群提前上市狀態。可是，一年后的今天，同樣的現象卻被解讀為“周期性”供大于求。筆者翻開電腦記錄清楚地顯示，2010年6月20日陪同來自北京的行業主管某領導微服出訪，分別拜訪某縣行業主管領導、某養豬大戶（2500頭母豬規模）兼縣養豬協會會長及某豬販老板三人，被訪者在知無不言的環境下各自盡陳行業苦衷：養豬無難事，全因病作怪。大量不到正常上市體重的豬“提前出欄”，或進入豬販子設立的臨時冷庫，導致豬價低迷，其真正原因業內人士心知肚明，卻在當時無人敢言，一年后的今天卻演變成“養殖周期論”。此等不負責任的思維與言論可能對政府部門的判斷與決策有非常負面的干預效果，對養豬行業的健康發展有百害而無一利，養豬、論豬諸君憑良知說話可能比憑激情說話更有好處。

　　今年五月初，筆者與某省幾位地級市行業主管談及養豬行業將會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時，這些專家級領導憂心忡忡地告訴筆者，2010年，當地實際存欄母豬平均提供的上市商品豬可能不超過10頭。不少母豬飼養量在100-300頭規模的場什么措施都用過了，卻好幾個月幾乎沒有生產出正常斷奶的健康仔豬。母豬流產、死胎、不發情或發情后屢配不孕的情況相當嚴重，不少豬場的母豬配種返情率達30-40%之多，小豬斷奶后在保育舍階段死淘率普遍在15-20%之間，有些則高達50%或以上。而據筆者所知，最近大半年來，就全國范圍而言，此類情況并非個案，更為耐人尋味的是不少大型或超大型養豬企業的情況并不會比中、小型豬場好多少，盡管他們公開的報表并不十分難看。因此，頭腦清醒的養豬業內人士數月前已預測到現時豬價狀況，只不過全國范圍內豬病失控造成的惡果遠超一般人預料而已。

　　二、 關于豬病判斷的邏輯思維

　　從方法論的角度來分析。如果系統中一個局部元素出現問題，它只會導致系統中某個部分出錯；如果系統中犯了方向性的錯誤，全局性的系統錯誤就不可避免。縱觀最近五年來的養豬形勢，從“無名高熱”的恐懼，到“高致病性藍耳病”的權威判斷，以及短時間內隨之推出的強制免疫方案，豬病控制并未收到預期效果；隨后在業界人士大面積觀察到接種“藍耳苗”的豬群其對應抗體水平與陰性對照（沒有接種疫苗）的豬群的抗體水平并無任何差異，有關專家們才“終于發現”“藍耳病”的免疫接種與體液免疫關系不大，“主要通過細胞免疫發揮作用”，隨后各地爭相推出的“藍耳病”“弱毒苗”似乎可以給養豬人帶來一線希望（盡管疫苗專家們這次同樣沒有拿出任何令人信服的與特異性免疫相關的細胞免疫指標），而大量有目共睹的事實卻毫不留情地告訴我們，這次專家們可能犯了一個更大的錯誤，這些疫苗不但沒有把豬病控制好，而且會令豬病變得更加復雜，去年以來某些地方準常態口蹄疫的存在以及去秋以來產房小豬以拉稀為表面特征導致大量死亡的情況很難排除與“藍耳病”弱毒苗的干系。因為“藍耳病”病毒會造成機體嚴重的免疫紊亂是一個無可辯駁的事實。大量同類案例的其中之一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今年4月上旬，處理四川某400頭存欄母豬場的“絕癥”案例：該場從1月26日起，初生小豬“拉稀”、衰竭而死，期間求助了可能找到的各路專家，各種診斷意見與相關措施五花八門，“各種最好的疫苗及藥物”已用了無數，遺憾的是，直至給筆者電話之前，數月來幾乎沒有一頭小豬生存下來。從其提供的檢測報告中顯示，母豬及初生小豬的豬瘟抗體滴度都很高（≥1：512），而2周齡和4周齡小豬的豬瘟抗體滴度卻幾乎為零（≤1：32）。診斷專家建議盡快補打豬瘟疫苗。然而，憑筆者的皮毛獸醫常識判斷，該場很可能在小豬一周齡前后，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令小豬豬瘟抗體（當然還應該包括沒有檢測或者暫時無法檢測的其它抗體種類）急劇消耗。果不其然，總經理說，小豬在7天齡時接種了“最好的”

　　進口“藍耳苗”！值得慶幸的是，在停掉所有的治療藥物和有害的疫苗后，用筆者提供的非特異性免疫調節方案、并對某種關鍵性疫苗接種方案作調整，10天左右以后出生的小豬再沒出現任何拉稀的癥狀，折騰了好幾個月的豬場終于恢復平靜，管理人員終于見到久違的健康豬群。類似的案例這半年來筆者已處理不少于50例，無一失誤。然而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最前衛的專家在“藍耳病”故事再沒人相信的情況下，不嫌其煩地給養豬人發送信息，宣布在80%的樣品中檢出kobu病毒（被嚇怕了的業內人士戲稱為“恐怖病毒”）和博卡病毒，據說宣稱檢出“恐怖病毒”的專家卻未見治好任何一個豬場。

　　顯然，我們的某些專家卻往往習慣于看見什么說什么的“形而上”思維方式，覺得現在的實驗室手段很先進，什么都可以檢出來，殊不知這卻又陷入了“井底文化”的怪圈。事實上，當下不少判斷方法包括某些實驗室手段存在嚴重的缺陷（偽狂犬抗體的檢測及相關判斷方法可能是其中最嚴重的問題），如果只是片面地追求“看得見的形”，而不從動物的整體上把握機體的健康乃至周邊環境狀況，以及動物群體前后生長、生產階段的相互承傳關系，難免會做出錯誤的判斷及據此施行錯誤的方案，并造成無法避免的損失。以下案例可能值得有不少類似經歷的養豬人深刻反思：

　　五月初，某豬場（2600存欄母豬）出現豬群厭食、個別有嘔吐，在某生產區連續發生20多頭母豬不規則流產現象，大量哺乳小豬拉稀，死淘率大幅上升，個別產房哺乳仔豬死淘達60%以上。“藍耳病毒”抗體檢測結果表明，“藍耳病”處于“高度活躍期”。然而該場已停用“藍耳病”疫苗近5年，且是非特異性免疫調節劑福源康的堅定用戶，這幾年從未受過“藍耳病”困擾，這次“疑似藍耳病”是否由于去年新進后備豬所致？令管理人員深感疑惑與焦慮。然而遠在千里之外的筆者接報后詳細了解發病情況后明確表示與“藍耳病”無關，而可能是霉菌毒素中毒的典型案例。隨后的飼料檢測結果表明，當時喂飼的飼料檢出嘔吐毒素及玉米赤霉烯酮超標2000多倍！剔除有害因素并采取某些輔助措施數天后，再無流產出現；流產后5-7天左右，全部母豬再次發情；未受毒素侵害的小豬再沒出現拉稀現象，一場因玉米質量造成而與“藍耳病”毫無關系的危機就此平息（由于受霉菌毒素損傷而導致的死胎、配種后返情等現象會相繼持續3-5周甚至更長）。如果按主流學派專家的思維方法作“藍耳病”處理可想而知會帶來多么可怕的后果。

　　然而，由于毒物中毒的一過性特點（有問題的玉米用完就沒了）很容易給某些豬場造成接種了“藍耳苗”后豬群健康會逐步好轉的假像。筆者最近處理的這兩個典型案例充分說明，對豬病判斷時很有必要對所掌握的證據作簡單的邏輯分析后才作出結論。

　　關于中國豬“藍耳病”疑案，建議讀者對其來龍去脈稍作短暫的回憶：2006年令養豬人束手無策的“無名高熱”經各路專家最后確診為“高致病性藍耳病”，并以驚人的速度研發出相應的疫苗。然而，令人疑惑的是，在2007年6月18日北京召開第二屆全球豬業大會上，時任國家農業部主管官員鄭重宣布：專家們對當時能找到的15種國產或進口的“藍耳病”疫苗進行了嚴格的攻毒試驗，沒有一種對“高熱病”有效。可是，時至今日，全國各地仍有無數養豬人擔心，如果不接種“藍耳病”疫苗萬一來了“高熱病”怎么辦？筆者很難明白，為什么時至今日還有這么多人愿意為那個可以認為是無中生有的恐懼付出沉重的代價？然而，更需養豬人深思的是，多年來國際上眾多獨立研究人員已充分證明：“藍耳病毒”在動物體內不存在任何交叉免疫保護功能，而我們中國的“藍耳病”專家兩年前就已向外宣布已分離出36個“藍耳病”毒株；由于“藍耳病毒”變異性較強的特點，不同的新毒株還會不斷被發現，難道我們的疫苗專家要讓我們的養豬人接種超過36種“藍耳苗”才能把豬養好？

　　事實上，據筆者這幾年在全國各地觀察到的情況分析，接種了“藍耳苗”的豬場發“高熱病”的比例要遠大于不接種“藍耳苗”的豬場，這可能是“藍耳苗”造成豬群免疫紊亂的結果，使豬群對“疑似流感”等病毒感染更為敏感（筆者認為，如果不把“豬流感”這種常見病去政治化而加以有效研究，中國養豬業將會很難繞過健康養豬所面臨的眾多障礙）。我們的行業管理人員亦十分清楚，為數不少的豬場或礙于面子或逼于壓力領回去的強制免疫的疫苗，不愿費力挖坑埋掉的朋友只不過給垃圾堆增加少許內容而已。因此，不少有社會責任感的業內人士認為：盡量不含政治因素或商業企圖，真正以科學態度重新評估中國的豬“藍耳病”及相關疫苗之時，可能不單是中國養豬業之大幸，亦是社會管理民主進步之重要標志。

　　國家統計結果表明，我國去年的生豬上市量達6.8億頭，占全球產量的53%以上，且中國歷史上素有“豬糧安天下”之說。因此，如何正確理解、掌握、控制養豬業的健康發展，不但對參與其中的數千萬人的生計至關重要，更是關系到13億中國民眾利益的國計民生問題。近年來多位國家領導人反復強調“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當下在養豬業強調此層面的政治內涵可能比任何時候都更有意義。然而，豬業科學是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參與其中的每個人都有自己或大或小的“井口”，任何以偏概全的做法都會產生或多或少的危害，凡事均“透過現象看本質”，運用簡單的思維作符合邏輯的分析，并以實踐結果作為檢驗真理的標準，而不是以紅頭文件的字號大小來衡量是非曲直，可能是少走彎路避免迷失方向的明智選擇。

　　因此，養豬、論豬，應該學點邏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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