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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副豬嗜血桿菌感染已成為全球性的問題。在最近幾年內，我國已從北京、黑龍江、遼寧、河南、湖南、寧夏、湖北等地區的一些豬群中分離出副豬嗜血桿菌。
副豬嗜血桿菌感染可呈現多種臨床類型，典型經過的者稱作Glasser氏病（Glasser＇s Disease），以纖維素性多發性漿膜炎、多發性關節炎和腦膜炎為其臨床特征。有的無多發性漿膜炎變化但呈急性肺炎經過，也有呈急性敗血癥經過的。發病年齡從2周齡至4月齡，通常多見于5～8周齡的仔豬。衛生狀況良好的豬群，一旦遭遇到應激因素，往往更易爆發本病，感染過程往往也更為嚴重，發病率和病死率都會很高，如發病率可達到10%～15%，病死率可達到50%。副豬嗜血桿菌是上呼吸道的常在微生物，是一種機會致病菌，可以并發或繼發于藍耳病、偽狂犬病、細小病毒病、圓環病毒病、豬瘟等疫病，使疫情復雜化，經濟損失加重。副豬嗜血桿菌感染與豬胸膜肺炎放線桿菌、豬鏈球菌等病原體一起已經共同成為當今現代化集約豬場新的麻煩問題之一。
1 副豬嗜血桿菌
Glsser（1910）首次報道，他在患有漿液性纖維素性胸膜炎、心包炎、腹膜炎、關節炎和腦膜炎的病豬的滲出液中發現了這種革蘭氏陰性細菌，但分離培養成功的人可能是Schermer 和Ehrlich（1922）。
在研究早期，曾把需要Ⅹ（鐵卟啉）和Ⅴ（煙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兩種生長因子的豬嗜血桿菌（Haemophilus suis） 視為Glsser氏病的致病菌。后來，Biberstein和White（1969）證明來自Glsser氏病的病原菌只需要NAD。因此，他們提議把不需要補給X因子的嗜血桿菌在命名時加前綴“para（副）”以示區別，從而提出一個新種——副豬嗜血桿菌（Haemophilus parasuis）。
1.1形態
副豬嗜血桿菌是巴氏桿菌科嗜血桿菌屬中一種小桿菌。革蘭氏陰性，不能運動，帶莢膜的菌株一般呈球桿狀，無莢膜的菌株形態多樣，呈桿形或絲狀。經熱抽提、電泳分離和十六烷三甲基溴化氨（Cetavalone）沉淀后發現，莢膜中含有多種多糖物質（Morozumi和Nicolet，1986）。在雞胚絨毛尿囊膜上生長時，本菌還可形成絲狀形態，并產生菌毛樣結構(Munch 等,1992)。
1.2培養和生化特征
本菌的生長需要使用含有Ⅴ生長因子的培養基如巧克力瓊脂、Levinthal瓊脂、加NAD的PPLO瓊脂等。在血液瓊脂上本菌在金黃色葡萄菌菌苔周邊呈衛星狀生長，不產生吲哚，發酵葡萄糖、半乳糖、甘露糖、果糖、蔗糖和麥芽糖。
當從豬呼吸道分離細菌時，可能會分離到其他不溶血、脲酶陰性、依賴NAD的類似細菌。過去，把這類細菌用嗜血桿菌“小群（minorgroup）”一詞來統納，并有C、D、E、F之別。如果進行深入詳細的生化分析，即可將它們與副豬嗜血桿菌區分開。D、E、F群為上呼吸道中常在的菌群，但也可以從肺或腦組織中分離到。Moller等人（1993）在DNA同源性分析的基礎上指出，D和E群屬于同一種，故將這兩個群合并。隨著研究的深入，Moller等（1996）提出了三個新種，對應于“minor group”、D+E群和F 群，這3個新種分別是小放線桿菌（Actinobacillus minor），豬放線桿菌（A.porcinus）和吲哚放線桿菌（A.indolicus）。對所有來自呼吸道的V因子依賴的細菌進行16SrRNA序列比較分析后發現，副豬嗜血桿菌與吲哚放線桿菌（F群）關系最為密切，同源性達到97.4%到97.7%。兩者的差別是，吲哚放線桿菌可以產生吲哚和發酵棉子糖。
1.3血清型
血清分型研究結果表明，副豬嗜血桿菌各菌株的抗原性具有高度異源性。Bakos等（1952）依據沉淀試驗的結果報告存在A、B、C、D四個血清型，之后，Morozumi和Nicolet報告了7個血清型（1～7），Kiestein等(1991)又增加了6個（Jena6～Jena12）。Kielstein和Rapp－Gabrielson（1992）又鑒定了5個新血清型（ND1～ND5）。為了使血清分型得到統一， Kiestein和Rapp－Gabrielson（1992）根據用特異性兔抗血清進行的免疫擴散試驗結果，提出了豬副嗜血桿菌新的血清型分類體系，即保留過去已證實的血清型1～7，血清型Jena和ND合并為血清型8～15。目前，這一分型方法已被各國采納，并明確副豬嗜血桿菌現有15個血清型（1～15）。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如此，還是有大量的分離株不能被分型。
許多國家研究了本菌血清型的分布情況。在日本、法國、美國、西班牙、加拿大和中國，以血清4型為優勢型，血清5型也經常分離到(Morikoshi等，1990；Kielstein和Rapp-Gabrielson，1992；Rubies等，1999；；Tadjine等，2004；Cai等，2005)。澳大利亞和丹麥流行的是血清5和13型（Blackall等，1996, 1997；Rafiee和Blackall，2000；Angen，2004）。
1.4 毒力和毒力因子
副豬嗜血桿菌的毒力因子迄今尚未搞清。血清學分型通常要考慮到與毒力的關系。用血清5、10、12、13和14型菌株經腹腔途徑感染SPF豬，其發病和病死高峰集中在4d之內，因此認為，它們強毒血清型；血清2、4和15型引起多發性漿膜炎，無死亡，為中毒力型；剩下的血清型（3、6、7、8、9和11）不引起任何臨床癥狀，為無毒血清型（Kielstein and Rapp-Gabrielson, 1992；Amano 等,1994）。從病豬呼吸道和其它部位分離到菌株，血清型別相似，有血清2、4、5、12、13和14等型。北美地區血清型流行狀態的調查結果表明，呼吸道以外部位分離到的菌株，血清型主要是1、2、4、5、12、13和14，以及許多還不能分型的。來自健康豬上呼吸道的，主要是血清3型和不能分型的。
眾所周知，巴氏桿菌科成員具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毒力因子如莢膜、菌毛、脂多糖（LPS）、外膜蛋白(OMP)等。但是，副豬嗜血桿菌是否就產生這些毒力因子，以及它們與本菌的毒力是否有關，目前還知之甚少，彼此矛盾之處頗多。
有人運用人工感染試驗研究了莢膜與毒力的關系。據Little和Harding（1971）以及Morozumi和Nicolet（1986）報道，從健康豬鼻腔和病豬病料中獲得的菌株，帶莢膜的并不多。
Munch等（1992）證明，副豬嗜血桿菌在體內傳代后能夠生成菌毛樣結構，但其致病作用不清楚。
LPS可能是一個重要的毒力因子。但是，Zucker等（1996）又未發現強毒株的LPS與無毒株的LPS有明顯的差異。同樣，Miniats等（1991）發現，用含有LPS和OMP抗原的菌苗免疫動物，僅是有OMP抗體的豬才能抵抗強毒菌的攻擊。這些事實似乎表明，LPS不是副嗜血桿菌的主要毒力因子。之后，Amano等（1997）進一步研究了LPS的致病作用，他用血清5型菌株接種動物后發現，血流中LPS抗體的出現與血栓形成和彌漫性血管內凝血有關。現已清楚，副豬嗜血桿菌的LPS具有與其它革蘭氏陰性細菌內毒素相似的活性（Raetz和Whitfield，2002）。
應用SDS-PAGE技術發現，副豬嗜血桿菌的外膜蛋白(OMP)具有2個完全不同的生物型：生物1型和生物2型。由健康豬鼻粘膜分離到的菌株表達生物1型OMP，其分子量一為約68Kda，另一在23～40KDa之間。由Glsser氏病病豬分離到的菌株通常含生物2型OMP，其以約37KDa的優勢蛋白為特征。后來，Oliveira和Pijoan（2004）通過全菌蛋白組分計算機分析證實了這些發現。
副豬嗜血桿菌的另一個毒力因子可能是神經氨酸酶。Lichtensteiger和Vimr（1997）發現，90％以上野毒株產生神經氨酸酶。該酶在本菌的對數生長期末期開始表達。神經氨酸酶的作用是通過酶解而暴露為本菌定植和侵入宿主細胞所必需的受體。宿主的防御系統也可因降低粘蛋白黏性而遭到破壞。
與毒力有關的毒素，至今尚未發現。Schaller等（2000）也排除了副豬嗜血桿菌具有產生與胸膜肺炎放線桿菌RTX（Apx）毒素相關的毒素的基因。
Blackall等（1997）運用多座位酶電泳（multilocus enzyme electrophoresis，MEE）技術試圖分析呼吸道以外分離株與呼吸道分離株之間的區別。結果是，他們不僅揭示了不同來源菌株間的巨大不同點，而且發現了同一血清型不同菌株間的巨大差別，研究人員把它們分為2個MEE主群，但是，也沒有發現菌株分離部位與MEE群之間的關系。
Hill等（2003）運用差異RT-PCR技術(differential display RT-PCR)研究了菌株1185（血清5型）的毒力。該菌在與急性病例相似的40℃高溫條件下生長后，作者發現有7個基因在表達，它們分別與fadD（脂肪酰基輔酶A合成酶）、apaH（二腺苷四磷酸）、pstI（磷酸轉移酶體系酶Ⅰ）、cysK（半胱氨酸合成酶）、StD（Na＋和Cl-依賴離子轉運蛋白）、HSPG（哺乳動物基底膜特異的肝素硫化物核芯蛋白前體）和PntB（吡啶核苷轉氫酶）基因同源。15個血清型都有相同的表達。它們與毒力因子的關系尚在研究中。
1.5 分子生物學分型
基因分型的方法已被用于副豬嗜血桿菌菌株的分類。此類方法與血清分型法比較，特征比較明顯。通過鑒定菌株DNA圖譜后發現，某些DNA圖譜可能與毒力有關聯，如由全身感染分離到的菌株與非致病性菌株截然不同，前者各菌株間同源性相當高（Oliveira等2003）。
Smart等（1988）應用限制性內切酶指紋圖譜法（REE）研究了SPF豬群和常規豬群副豬嗜血桿菌的分布情況，在絕大部分SPF豬群，都可以發現相似圖譜的菌株，而常規豬群菌株的圖譜十分復雜。發病場病豬體分離到的菌株，其圖譜亦相似，但與同一豬群由健康豬鼻腔分離到的菌株圖譜不同。
基于重復元件的PCR（repetitive element based－PCR，rep-PCR）技術也被用于副豬嗜血桿菌的基因分型。該法先通過ERIC（enterobacterial repetitive intergenic consensus）引物擴增大小不同的DNA片段，再經電泳分離來揭示特異基因組圖譜。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即使是相同血清型的菌株也可分辨出不同的DNA圖譜。研究發現，能致死病豬的菌株并不多，但它們都具有相似的DNA圖譜（Versalovic等,1991,1994；Woods等1993；Rafiee等,2000；Oliveira等,2003）。
進行副豬嗜血桿菌基因分型的另一種方法是PCR限制性酶切電泳長度多態性試驗（PCR－restriction fragment length polymorphism ，RELP）。運用這種方法分析tbpA（一種編碼運鐵蛋白結合蛋白的基因），從15個血清型的標準菌株分出了12個不同的DNA圖譜，其中血清5、12、14和15型標準菌株的限制性多態圖譜相同。在鑒定101個野毒株時，發現了33個RELP圖譜，其中有10個與標準菌株的相同。未發現血清型和RELP譜型間的相關性（Redondo等，2003）。
2 發病機理
副豬嗜血桿菌最初的定植部位是否就是上呼吸道，迄今尚無定論。Vahle等（1995）經鼻感染5周齡CDCD仔豬，發現接種后36h可從血液、鼻腔和氣管內分離到接種物，在肺和血液涂片中不易發現病菌，也沒有從扁桃體中分離到。Amano等（1994）用血清1、4和5型菌株經鼻接種于豬后，則從鼻腔和扁桃體中分離到副豬嗜血桿菌。Segales等（1997）報道在氣管內接種后，常可從扁桃體和氣管拭子中分離到接種物。2001年Kirkwood等則報道了從染豬鼻腔拭子中分離到副豬嗜血桿菌的結果。
造成副豬嗜血桿菌侵及全身的因子，尚未被大家公認。Vahle等（1997）證明，能從鼻腔中段分離到副豬嗜血桿菌的豬常伴有急性化膿性鼻炎和黏液纖毛細胞（mucocilliary cell）消失。作者還提出，這些粘膜的改變有助于副豬嗜血桿菌的侵入以及到達血流。但是，無論是通過電鏡還是通過免疫組化方法，均未能在纖毛消失和粘膜細胞變性的部位找到副豬嗜血桿菌。
Brockmeier（2004）證明，支氣管敗血波氏桿菌（B.bronchiseptica）是造成副豬嗜血桿菌在上呼吸道定植的誘因，其情形與豬萎縮性鼻炎中多殺性巴氏桿菌的作用相似。
3 流行病學
副豬嗜血桿菌感染呈地方性流行。主要通過直接接觸傳播。多是因從感染性豬群引進帶菌豬而帶進致病性菌株。各年齡豬均易感染，都可爆發本病。同樣，一旦抗原性不同的新的強毒菌株侵入豬群，也可以引起疫病爆發（Oliveira和Pijoan，2002）。
在感染性豬群中，母豬是病菌的儲主，無論是致病性還是非致病性菌株，仔豬都是在哺乳期被感染的。但是事實上，母豬的帶菌率并不高，因此被感染的仔豬也只是一小部分。被感染的小豬可因感染而產生免疫力，但以后也可能成為亞臨床帶菌豬。未被致病性菌株感染的仔豬，可從母源抗體獲得保護。到5~6周齡斷奶時，母源抗體水平下降，可因斷奶因素的影響而致使亞臨床帶菌豬數量增加，那些在哺乳期沒有接觸過致病性菌株的豬只開始發病。因此，本病的臨床癥狀通常在5~6周齡時即斷奶之后出現。
4 臨床癥狀
副豬嗜血桿菌感染后出現的臨床癥狀與感染部位有關。Hoefling（1994）將其分為4種類型，即Glsser氏病（纖維素性多發性漿膜炎）、敗血癥型（無多發性漿膜炎）、急性肌炎型（myositis acuta ，見于咬肌）和呼吸病型。
各型臨床表現，其絕大多數都是非特異性的。病程呈最急性或急性經過。發病豬通常是十分健壯的豬。最初的癥狀是體溫升高、精神沉郁和食欲減退，接著出現咳嗽、呼吸困難、體重下降、跛行、共濟失調、發紺、臥地不起等癥狀。有的病豬衰竭而死。
引起發燒的細菌和病毒有很多種，如胸膜肺炎放線桿菌、豬放線桿菌、豬鏈球菌、豬丹毒桿菌、豬鼻支原體、流感病毒等。對于這些需要通過鑒別診斷加以排除。
5 診斷
副豬嗜血桿菌感染的臨床癥狀不具特異性，因此臨床診斷意義不大。確診病性需要進行實驗室檢驗。
5．1 病理變化
本病的主要變化是在腹膜、心包、胸膜或關節面出現漿液-纖維素性或纖維素性化膿性炎癥。組織學檢查這些炎癥部位可見嗜中性白血細胞和巨嗜細胞浸潤。在重劇病例如腦膜炎、栓塞性腦膜腦炎，伴有腦脊液增多。肺部病變不典型。敗血癥病例可在肝、腎和腦等器官表面見到出血斑（點），同時血漿中內毒素含量增加，各器官出現纖維素凝塊。伴有發紺、皮下水腫和肺水腫的急性敗血性病例不多見，也見不到典型的漿膜炎癥表現。
5．2 病原分離
從病料分離副豬嗜血桿菌，通常在接種了金黃色葡萄球菌的血液瓊脂上進行，目的是通過金黃色葡萄球菌為副豬嗜血桿菌的生長提供NAD。也可以選用巧克力瓊脂或者加有NAD的PPLO培養基。培養時間通常需要24~48h。本菌為難于培養的微生物之一，尤其是從病料中分離時，常常受到雜菌的干擾。解決的辦法，一是采用稀釋培養法，二是在培養基中加林肯霉素和抗菌肽。由于本菌為上呼吸道常在菌，因此，必須注意由呼吸道分離到本菌并不一定代表發生了全身性感染。但是，當在腦和關節內檢出副豬嗜血桿菌，其診斷價值就不容置疑了。另外，當分離到副豬嗜血桿菌樣細菌時，必須對其作細致的生化鑒定，將之與其它不溶血的NAD依賴細菌如吲哚放線桿菌、豬放線桿菌和小放線桿菌等區別開。
5．3 血清定型
如上所述，副豬嗜血桿菌的血清型已經根據特異性兔抗血清免疫擴散試驗的結果，確定了15個血清型（1~15）。最近，還有人對不同的血清學分型方法[免疫擴散試驗(ID)、間接血凝試驗（IHA）和協同凝集試驗（CA）]進行了比較研究（Río等，2003；Tadjine等，2004；Turni和Blackall，2005）。
Turni和Blakall(2005)比較了ID和IHA檢測野毒株的結果后發現，IHA產生比ID更多的不可分型菌株，前者達44％，后者為41％。Del Rio等（2003）和Tadjine等（2004）的研究則認為，最適合副豬嗜血桿菌血清分型的方法應該是IHA，因為IHA減少血清學不可分型的百分數至少比ID或CA低10％。其他學者詳細分析了Del Rio和Tadjine等的研究結果后發現，他們的研究方法有缺陷，即所檢測的菌株沒有一株是國際認可的標準菌株，所采用的抗原提取技術也沒有經GD試驗校正。因此，他們的研究結果受到質疑。
分離菌株不可定型的原因，可能是其所含型特異抗原的數量不足，也可能是至今尚未被認知的血清新型。ID和IHA分型結果出現差異的原因，是由于所用的可溶性天然抗原都是用于ID的。因為，IHA試驗是用可溶性抗原包被紅血細胞，其結果是把沉淀抗原當凝集抗原使用，從而使IHA試驗的敏感性比ID試驗提高了3000倍（Mittla，2003）。
5.4 抗體檢測
補體結合試驗（CF）、間接血凝（IHA）試驗和ELISA試驗都可用于檢測副豬嗜血桿菌的抗體。急性病例經過一周的病程即可檢出抗體，但都有較明顯的型交叉反應性。Takahashi等（2001）作了免疫接種試驗，他通過CF試驗檢測抗體滴度，其結果在二免后19d呈現陽性滴度。研究發現，無論是用超聲粉粹的還是用加熱煮沸的菌體作包被綿羊紅細胞的抗原進行IHA，無論是用煮沸細菌的上清液還是用酚：水熱抽提物透析液作抗原進行ELISA，都只能獲得不穩定的陰性結果，特別是在檢測免疫動物時。因此說，這些試驗不宜用于檢測免疫保護反應。但是，如果改用福爾馬林滅活的全菌體作抗原進行ELISA試驗，則可用于研究母豬的抗體滴度和仔豬的疫苗接種反應。
5.5 分子生物學方法
這類方法中，一個很有應用前景的方法是寡核苷特異性捕捉平板雜交試驗（OSCPH，oligonucleotide-specific capture plate hybridization），其敏感性很高，為102CFU/mL純培養物。問題是不容易獲得純培養物。因此，又建立了一種能直接鑒定病料中副豬嗜血桿菌的PCR方法，其敏感性亦達102CFU/mL。而且，可以用于檢測已滅活的病菌。然而，這兩種方法對吲哚放線桿菌都可以呈現弱陽性反應。由此，Oliveira和Pijoan（2004）推薦這兩種方法只用于檢測呼吸道以外的副豬嗜血桿菌，因為吲哚放線桿菌是上呼吸道中的常在菌。
5.6免疫組化診斷
由于雜菌滋長而使副豬嗜血桿菌分離異常艱難，因此有人推薦用免疫組化法（IHC）來診斷副豬嗜血桿菌感染。IHC的優點是，即使副豬嗜血桿菌已被巨噬細胞殺滅而遺骸于胞漿中，也可輕易地被檢測到。
問題是本方法中所使用的多克隆抗體與胸膜肺炎放線桿菌有交叉反應（Segales等，1997）。
6 治療和預防
與其它疾病一樣，衛生惡劣、營養不適和管理不當等誘因都可以促進副豬嗜血桿菌感染的發生和流行。特別是無序轉群，以及在同一圈內飼養不同年齡的豬只，更是促成本病暴發的誘因。
6.1 抗菌素治療
副豬嗜血桿菌病可以用抗菌素治療。治療要求盡早盡快，癥狀一旦出現即應經胃腸外途徑給藥。用藥劑量因癥而異。對于Glsser氏病，由于病原進入組織和腦脊液以及侵害關節，用藥劑量一定要大。
用什么抗菌素，應該根據藥敏試驗結果來選擇。有關本菌抗藥性的報道不多、瑞士分離到的所有副豬嗜血桿菌菌株對青霉素和恩氟沙星均敏感，對鏈霉素、卡那霉素、慶大霉素、四環素、紅霉素、磺胺嘧啶和TMP+磺胺嘧啶都有抗性（wissing等，2001）。丹麥菌株對所測抗菌藥物(氨芐青霉素、頭孢替福、環丙沙星、紅霉素、氟苯尼考、青霉素、壯觀霉素、四環素、硫粘菌素、替米考星、TMP+磺胺甲基異惡唑)都十分敏感（Aarestrup等，2004）。
6.2 免疫預防和疫苗接種
通過疫苗接種來控制副豬嗜血桿菌感染，可能比較實用些。雖然對本菌的毒力因子和保護性抗原何在還不清楚，但確實存在型特異性的免疫力。所用疫苗可以由廠家購買，也可以制作自家菌苗。在自家菌苗控制疾病的過程中，既要考慮制苗菌株的血清型，也要重視制苗菌株的其他因子。因為從一頭豬可以分離到強毒至無毒的各種菌株。由此推薦：最好使用由腦內分離到的菌株來制備自家菌苗；否則，如果用從關節和身體其他部位分離到的菌株制苗，免疫效果會變差，而用肺內菌株制備則可能幾乎無效。其原因如前所述，不同部位來源的菌株有非常高的異源性（heterogencity）。
由于副豬嗜血桿菌血清型的多樣性和大比例的不能定型的分離物的存在，迫使人們在努力尋找能夠產生交叉保護力的疫苗。Miniats等（1991）曾經試圖使用含有高致病力或低致病力菌株的菌苗來誘導交叉保護性免疫反應。結果是，抵抗同源性和異源性菌株的交叉保護作用只有用毒力菌株制備的菌苗才能得到，低致病力菌株制備的菌苗接種的豬，僅能保護同源菌株的攻擊。Rapp-Gabrielson等（1997）在研究血清2、4、5、12、13和14型間的交叉保護性時發現，除了血清12型制備的單菌和血清2、12型制備的二價苗外，其他型都能對同源菌株產生保護；用血清4型制備的菌苗，可以保護血清5型的攻擊；用血清4、5型制備的二價菌苗，可以抵抗血清13、14型的攻擊（仔豬病變的嚴重性和病死率明顯降低）。該作者還進一步研究了血清12型菌苗對同源菌株的保護性反應。血清12型有12a和12b兩個亞型，分別以之制備菌苗來免疫豬發現，以12a制備的菌苗不能產生同源性保護，而用12b免疫，則能產生顯著的同源性保護。這些事實表明，盡管血清12型菌株都是高致病性的，也能產生相似的OMP和LPS，但菌苗中所表達的保護性抗原肯定是有所不同的。Takahashi等（2001）研究了血清2和5型之間的交叉保護性，證明單價菌苗免疫不能產生交叉保護，但用其二價菌苗免疫，然后用致死量的2、5型菌株分別攻擊，雙雙都能獲得保護。Bak和Riising（2002）研究了血清5型+DiluvacForte佐劑菌苗的保護性，仔豬在5周齡和7 周齡接種菌苗后，所產生的保護力不僅能抵抗血清5型同源菌株的攻擊，而且對血清1、12、13和14 型等異源菌株的攻擊也都能產生明顯的保護作用。
為了預防仔豬發病，可以讓仔豬小劑量地感染致病性菌株。該方法的理論基礎是基于這樣一種假設：在自然狀態下，豬群中很少有豬定植有致病性菌株；細菌早期定植于仔豬后，仔豬不僅可因有母源抗體而免發全身性感染，當母源抗體減少時仔豬能獲得主動免疫反應。有人通過田間試驗證實了這種假設，即仔豬在5日齡時經口接種7×103CFU強毒活菌，感染豬的病死率比對照豬降低了2.88%。但要切記：感染有PRRS病毒的豬不能使用這種方法。
疫苗接種的另一個問題是用苗時機問題。有學者不同意疫苗接種影響自動免疫的觀點。他們證明：對母豬和仔豬接種疫苗同樣有效，認為初乳抗體不能干擾疫苗效果。也有人持不同觀點，如果母豬什么都不接種，只是仔豬接種疫苗，結果無效。因此，為了保證仔豬斷奶前和斷奶后都能對疫苗接種產生免疫反應，有必要重視設計疫苗接種的策略。Oliveira和Pijoan(2002)證實，母豬分娩前免疫產生的乳汁免疫以及斷奶仔豬的疫苗接種和再接種都能夠提供必要的保護作用。
7 結論與建議
在過去的數年中，雖然人們愈益重視了對副豬嗜血桿菌感染的研究，但至今仍有許多問題不能得到滿意的回答。特別是對毒力因子的檢測、毒力因子的作用機理、診斷方法的改進和新型廣譜疫苗的研發等，需要格外重視加以研究。
在我國，在注視PRRS病毒、PR病毒、豬圓環病毒、豬細小病毒等疫情的同時，應該注意到副豬嗜血桿菌的并發或繼發感染（幫兇）作用。尤其在集約化程度很高的大型豬場，更應汲取國外的經驗教訓，更加重視副豬嗜血桿菌的潛在危害性。在疫苗研究過程中，要根據我國豬場疫情的特殊性，要著手研制副豬嗜血桿菌多價苗，還要開始研制預防多種疾病的聯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