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我國“國寶”太湖豬的原產、主產地，在中國養豬地圖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但根據最新數據，2016年生豬出欄數為2847.3萬頭，同比下降4.4%;年末生豬存欄1690.6萬頭，下降5%，降幅均高于全國水平。很顯然，這個東部經濟強省的養豬業正遭受環保整治、土地緊缺帶來的約束。
2015年底，江蘇省政府印發《江蘇省水污染防治工作方案》，2016年又出臺了“263行動計劃”，要求各市、縣(市、區)政府根據畜禽養殖發展規劃、生態紅線區域保護規劃等相關規劃要求劃定禁養限養區，列出禁養區需要關閉搬遷的養殖場(小區)、養殖專業戶清單，2017年全部完成禁養區關閉搬遷工作。
　　通過畜禽禁養區劃定和養殖場關停搬遷，促進畜禽養殖污染整治，既能改善城鄉生態環境，又能倒逼畜牧業區域布局優化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本是件好事，但有些地方政府在執行過程中政策走了樣。
　　江蘇省委機關報《新華日報》此前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專題報道，由于環保問責力度大，污染治理達標難，一些地方對省下達的關停指標層層加碼，隨意擴大禁養范圍，大幅提高控減指標;有的地方縣、鄉層層出臺補貼政策，按圈養面積、生豬頭數發放關停補貼。對不在禁養區內的養殖場，政府也動員關停并發放補貼。還有不少地方干脆采取全面禁養、一禁了之的簡單粗暴做法，提出創建“無豬鄉(鎮)、無豬縣(市、區)”的工作目標，把全鄉(鎮)甚至全縣(市、區)全部劃為禁養區。
　　2017年7月，江蘇省蘇北小縣縣政府發布一紙禁令，要求養殖戶10天內拆除自家豬舍。家住豐縣師寨村文老板(化名)，滿臉委屈的說到：“我們鎮的書記，他在講臺上也說了，我們這里是屬于限養區，限養區的話，他們應該是給限養區一定的時間整治，而不是拆除。”
　　隔壁村莊的老吳也遭到了同樣的遭遇，值得一提的是，老吳從事養豬已經有30多年了，年輕的時候還因為豬養的好，被省里評過勞動模范。對于拆遷，他心表無奈：“可以是走投無路的感覺，心情是相當沉重”。
　　距離拆遷的日期只有4天，老吳的心里更是急的像熱窩上的螞蟻，原先市場上賣4000-5000元一頭的母豬，不得不以2000元每頭的低價售出，還有未達到出欄體重的肥豬也不得不提前賣掉，給他帶來不小的損失。他還告訴我們，以前他建這棟豬舍的時候，當地政府給予了不少支持，幫助他貸款，還幫他申請了母豬補貼，他才得以在這個行業立足，他一直是心存感激的，只是他有些不明白：“這花了大半輩子的心血，10天內就要拆掉，還沒有拿到任何補貼，這今后的生活該何去何從?”
　　據統計，豐縣全縣排查出養殖戶5311戶，截至6月30日，已拆除畜禽圈舍4789戶。管中窺豹，根據《新華日報》調查，今年江蘇多地的禁養運動還在持續進行，蘇州市今年還將關閉608個畜禽養殖場，其中規模豬場542個;常州武進區需關閉禁養區內800多家養殖場，預計全區生豬飼養量將下降一半左右，金壇區需關停或拆遷養殖場354個;江陰市計劃關閉養殖場1100余家，宜興市年內關停生豬養殖場125家。
　　而針對“一禁了之”的現象，江蘇省農委主任吳沛良在最近召開的有關會議上提出，各地要嚴格按照部、省規定，配合環保部門依法、科學劃定禁養區，既不避重就輕，做做樣子，也不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采取一禁了之的簡單做法，無限擴大禁養區、限養區范圍。
　　禁養范圍不斷擴大，養豬數量急劇減少，江蘇省畜牧獸醫學會理事長、江蘇省農科院畜牧研究所所長何孔旺研究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達了三點擔憂。
　　一是保供。俗話說“豬糧安天下”，豬肉價格更是國家物價指數CPI的晴雨表。現在中國的“油瓶子”因為進口大豆已被控制在外國人手里，如果生豬產業再步其后塵，將成為難以承受的民生之痛。
　　二是增收。去年起江蘇省農民收入增幅明顯回落，亮點不多，后勁不足，生豬產業大幅萎縮令農民增收形勢雪上加霜。
　　三是有機肥。豬糞少了，化肥用量必然大幅增加，造成更為嚴重的農業面源污染，導致耕地質量下降，影響農產品質量安全。
　　而如果能做到以地定畜、種養結合，就地收集、循環利用，不但不會污染周邊環境，反而能促進種植與養殖相互利用，生產與生活互不干擾，畜牧養殖與環境保護協調發展。
　　根據國家的目標，到2020年，建立科學規范、權責清晰、約束有力的畜禽養殖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制度，構建種養循環發展機制，畜禽糞污資源化利用能力明顯提升，全國畜禽糞污綜合利用率達到75%以上，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達到95%以上，大規模養殖場糞污處理設施裝備配套率提前一年達到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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