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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許多工業型國家出臺了畜養動物福利的新標準，例如：
1999年，英聯邦通過了一項關于懷孕母生產中的動物福利所關心的又是什么?
背景
從某種意義上講，正確對待動物是人類發展過程中長期存在的一個道德問題，在過去的幾個世紀，不同的文化和宗教習俗有不同的處理方式(Preece，1999)。十九世紀，許多工業型國家都采取了一些依法保護動物的措施，特別是廢棄了諸如故意虐待和完全忽視動物的反社會法案。20世紀中葉，許多國家依法保護食用動物的法律法規均取得了飛速發展。例如，要求人道地對待屠宰場的動物和運輸過程中的動物。到20世紀末，公眾特別是歐洲和說英語國家的公眾對動物的關心和同情普遍增加。許多動物的利用如實驗動物、娛樂用動物和肉制品均遭到從未有過的質疑和爭論。
大概在同一時期，工業型社會的養豬生產也經歷了深刻的變革。豬群平均規模在穩定擴大，以至于越來越少的生產商采用增加豬群數的方式飼養。為降低生產成本，圈舍和技術也作出了相應的改造，通常是舍內飼養，既減少了勞動力，又使空間得到了充分利用。這些改變對動物健康和福利帶來了不利影響，公眾對養豬生產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原先公眾認為小規模的家庭經營模式可使每只動物都能夠得到悉心的照料，而現在的養豬生產已成為缺少人文關懷的純生產活動，讓人非常失望。由于這種變化，公眾對動物生產中的人道主義產生了懷疑，迫切希望動物福利標準能應用于這些養殖行業。
什么是動物福利?
在有關動物福利的爭論中，關于動物的基本生活條件目前有三種不同但又互相關聯的看法(Duncan和Fraser，1997;Fraser等，1997)。傳統的觀點關心的是動物的基本健康和機能，包括動物正常發育、生長及生理和行為系統的機能免遭疾病、寄生蟲和外傷的傷害。第二種觀點關心的則主要是動物情感的影響因素，特別是恐懼、疼痛、饑餓和沉郁等不利因素。這種關心起因于動物絕育時帶來的疼痛、粗暴操作引起的恐懼和突然斷奶或獨居引起的分離后的沉郁。第三種關心的是圈養于極度狹窄、貧瘠環境中的動物，因為適合于動物生存的是自然狀態的環境。哲學家Bernard Rollin (1995)指出，當前關于動物福利的研究已超越了疼痛和傷害問題，已涉及到動物生活的自然環境。關于動物福利的這幾種觀點決不是相互沖突的。例如，從這三條標準來說，讓發熱母豬到泥里打滾對其身體健康是有益的：一可減少熱應激帶來的不利影響(基本健康和機能);二可使其實現自然調節體溫的行為(自然生活狀態);三還可使它感覺到很舒服(情感標準)。當然，這幾種不同的觀點也會帶來其他問題。例如，強調基本健康和機能標準的人可能認為，母豬尤其是懷孕母豬圈養于狹小的畜欄更有利，這樣可以防止爭斗帶來的傷害，促進體重均衡增加。而強調自然生活標準的人可能認為畜欄限制了動物的多數本性，不利于身心健康。對于這些爭論，不同部門有不同的理解。生產商和駐場獸醫傾向于從動物的基本健康和機能方面來解釋動物福利，而消費者和小部分器官生產商傾向于強調動物的自然生活狀態(te Velde等，2002)。因此，基于這種分歧，只有把這三個主要方面都考慮或部分考慮進去，這種動物福利標準才可能被廣泛接受。目前只有Webster(1994)的“五項自由”動物福利很好地結合了這幾種觀點：
1、避免營養不良：無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要保證足夠的食物以促進動物健康和活力。
2、避免過熱和身體不適：動物生活的環境不能過熱也不能過冷，須保證正常的休息和活動。
3、避免傷害和疾病：動物的科學管理系統應將傷害和疾病的風險降至最低，且當病例發生時能立即發現并進行處理。
4、能自由表現最基本的行為：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應提供必要的條件，以使動物能夠實現它的行為，因為動物有強烈的表現欲望。本文來自豬場動力網。
5、避免疼痛、恐懼和憂郁。
動物福利的科學評價方法
對于動物福利的這三種觀點和看法已經引起了社會對如何理解、評估和改進動物管理系統進行研究。而每種觀點和看法往往導致應用不同的手段和措施來改進動物福利。
動物機能：生理反射
當動物遇到某些有害刺激如物理傷害或強勢同伴的恐嚇，就會出現典型的生理反應，采取相應的措施以準備“搏斗或逃跑”(Stephens，1980)。這種“緊張性刺激”能激活交感神經系統和下丘腦-垂體-性腺軸。交感神經興奮導致神經末稍快速傳遞信號到身體的重要器官，而腎上腺髓質分泌兒茶酚胺類物質(腎上腺素和去甲腎上腺素)進入循環。與此同時，下丘腦產生的腎上腺皮質激素釋放因子引起垂體前葉分泌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反過來又刺激了腎上腺皮質分泌皮質類固醇激素進入循環。神經和內分泌反應均動員身體儲備，釋放葡萄糖到血流中，增加心率，使血液直接進入肌肉，而不到皮膚和內臟。當這種緊張性刺激去除時，血漿中皮質類固醇通過負反饋作用使下丘腦恢復到正常狀態。
在從生理機能的角度來評價動物福利的過程中，血漿中的皮質類固醇或ACTH水平常常用于判斷動物在特定條件下的應激程度。許多研究表明，母豬在懷孕期間血漿皮質類固醇升高，雖然這可能是由于動物飼喂于畜欄中而無需與周圍動物進行爭斗引起的(Barnett 等，2001)。但是，用這些簡單的標準來衡量動物福利存在許多問題。如以血樣來評定激素水平，可能血液自身就能誘導比其他任何處理措施更強的腎上腺素反應(Moss，1981)。而且單純的血液樣本并不可信，因為皮質類固醇的釋放是脈沖式的，隨情況的改變顯示不同的模式(Johnson和Levine，1973)。通過檢測皮質類固醇及其在唾液、尿液、糞便中的代謝物(可不驚擾動物)可以解決一些問題，但這僅僅是暫時的波動。好的測量慢性應急反應的方法常常依賴于對動物形態和功能上的變化進行檢測，這種變化可引起生理管道或器官的長期刺激。該檢測方法包括對腎上腺的重量、酶的活性(用于控制兒茶酚胺類物質合成，Stanton和 Mueller，1976)和“腎上腺功能測試”(通過注射一定標準量的ACTH，測定血液中皮質類固醇含量，Ladewig等，1986)三項指標進行考察。目前檢測的結果仍很難說明問題，因為動物與動物之間的基因差異可使腎上腺對ACTH的反應不同(Hennessy等，1988)，甚至有些動物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經過一定時期后就會停止腎上腺反應。
當有害刺激持續很短時，不考慮內分泌反應而只觀察應激反應的其他結果有時會變得更簡單。比如心率，當動物遇到危險情況如接近強勢同伴時，利用表皮脈搏變化可進行非侵襲性監控。但是心率的檢測用于說明問題時也需要謹慎，因為它可能混淆了其他因素，如動物的活躍程度。
動物機能：生產、健康和動物福利
獸醫和生產商常說，好的生產性能意味著高水平的動物福利。為支持這種論點，他們稱激素的應激反應僅影響關鍵的代謝過程和繁殖過程(控制生產性能)。高含量的皮質類固醇抑制了蛋白質的合成和無脂肪組織的發育(Spencer，1985)，導致動物的生長和發育變得更加緩慢。在動物飼養過程中，生理上的應激反應也影響下丘腦-垂體-卵巢軸(Arey和Edwards，1998)，導致發情期的延遲、抑制和影響黃體發育。此外，懷孕早期(即受精卵附植時期)的應激大大增加了胚胎死亡率，減少產仔數。Hemsworth及其合作者(1991)通過人為地對豬制造不利影響的實驗很好地說明了應激對生產性能的影響：長期對豬的不利操作可導致皮質類固醇升高、生長速度緩慢、母豬懷孕率降低、后備公豬性腺發育遲緩。
在這些不同的情況下，動物福利和生產能力是密切相關的。低生產能力是福利存在問題的有效指示器之一，但這種關系不是絕對的。例如，低生長速度和飼料轉化率有可能是因為飼喂了低濃度的食物，這在特殊情況下營養上是足夠的，且成本劃算。同樣，高生產能力并不表明高水平的福利。例如，由不合適的畜欄引起的對疾病和生產性能的影響作用可被日常使用的抗生素掩蓋;注射生長激素或分解劑的豬雖可快速增加瘦肉，但卻增加了代謝病的發生風險;高產母豬意味著更多的對哺乳母豬及其仔豬的福利威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