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惠州、增城等珠三角地區，出于環保和工商業建設等需要，限制甚至驅趕養豬業的行動此起彼伏。顯然，政策的頻繁變動，鐵腕式的整治，容易引發基層矛盾，最近南方農村報接獲此類投訴明顯增多。因此，搭建官民溝通對話平臺的同時，考慮歷史遺留問題，在有關法律法規的框架下，制訂合理的補償方案，方為疏解問題的方法。
環保拆遷規劃須前后一致早在1998年頒布的《建設項目環境保護管理條例》就規定，養豬場應經環保部門的環評審批，未經環評的豬場即存在“違法的事實”。2005年以來，隨著珠三角地區城鎮化進程加快，在工業用地擠占農業用地、畜禽養殖污染日益加劇的情況下，依照國家相關法律法規，廣東省各地圍繞保護飲用水源保護區、水庫、居住區、工業區等區域的環境問題，陸續具體劃分畜禽養殖的“禁養區、限養區、準養區”，養殖區域受到極大限制，拆遷行動風起云涌，養殖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戰。
2008年廣東省環保廳曾針對全省800多家規模豬場進行了一次專項執法檢查，僅23%辦理了排污許可證。這意味著，77%的規模豬場都是法律意義上的非法豬場!一旦地方政府征地或嚴格執行環保政策，那些“非法豬場”將面臨強制拆除的生死劫。
2009年8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東省新《畜禽養殖業污染物排放標準》規定，珠三角地區新排放標準高于國標(如COD指標，粵標準是380mg/L，國標是400mg/L)，這無疑收緊了養殖業環保的緊箍咒。
法律不保護“非法建筑物”，成為地方政府“零補償”強拆豬場最有力的理由。以“一紙通知”簡單粗暴的強拆風暴在不少地區屢屢上演。2009年前后惠州市惠城區強拆數百家豬場，增城市豬場整治工作曠日持久……雖然增城在回復豬農提起的行政復議，以及多起豬農狀告政府的行政訴訟案件中，多次叫停了“一紙通知”簡單粗暴的強拆方式，認定強拆過程中政府存在行政違法，但同時認定豬場屬于非法建筑物，遂駁回其賠償訴求。
當然，在整治養殖污染問題上，地方政府并非一味強拆豬場了事。無論是政府財政還是養殖戶都投入巨資興建糞污處理系統，目的是減少養殖污染，達標排放。如2009年以來，博羅縣共投入沼氣建設資金超過1億元，建設沼氣池3000多個，其中18家規模化養殖場獲得由全球環境基金(GEF)資助的“東亞家畜廢物管理項目”，政府財政配套1647萬資金建成大型沼氣池并上馬沼氣發電項目。
但遺憾的是，不少地方政府對養豬業的政策沒有持續性，朝令夕改。如博羅縣政府于2011年4月28日發布《關于擴大畜禽禁養區范圍的通告》，將福田、長寧、羅浮山、橫河、羅陽等地納入“禁養區”。據不完統計，博羅此次擴大禁養區涉及豬場近千家，其中不少“東亞家畜廢物管理項目”豬場亦在被拆遷之列。巨額環保資金投入面臨打水漂。
無獨有偶，在惠州市惠城區和仲愷區內，多家曾是地處非禁養區，并獲得中央財政80萬、50萬、30萬、15萬不等支持的
生豬規模化標準化改造項目
豬場已在整治畜禽養殖污染風暴中，被政府強拆。
補償條款應該具體落實到位在養殖場拆遷補償問題上，無論廣東省相關政策還是國家政策，都明確指出對確實需要搬遷的養殖場進行合理補償，并非只針對法律層面上證件齊全的合法豬場。其中2012年7月國務院法制辦公布的《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征求意見稿)》第二十五條規定“……確需關閉或者搬遷現有畜禽養殖場所，致使畜禽養殖者遭受經濟損失的，由地方人民政府予以補償。”
東莞作為最早一批整治養殖場的城市，配套了適當補償經費，化解了搬遷過程中的矛盾。據了解，2005年東莞在清理生豬養殖場方案中，制定了具體的補償項目和標準，補償經費按照市、鎮4：6的比例分攤，共支出3.8億元財政資金，其中市財政支出超過1.5億元，鎮區財政支出超過2.3億元。
廣州番禺和白云區，也適當配套了補償經費，但區財政無補償，關閉時是否補償以及補償標準由各鎮(街)自行決定。番禺一些鎮(街)的做法是，生豬在限期內搬遷，搬遷生豬無補償，住舍拆除補償為10-15元/平方米(無具體標準)，超過期限繼續
養豬的實施強拆無補償。白云區做法與番禺類似。據了解，番禺區補償經費超過3000萬元，白云區超過500萬元。
不過，在實際執行中，也有認識并不一致的情況。在博羅縣福田鎮政府的工作人員看來，“這里是禁養區，以后的規劃是要搞生態農業休閑旅游，這些豬場都是未經任何審批的違法豬場，非拆不可，更不可能有補償。前幾年政府下發好幾次通知，要求限期搬遷拆除，都被他們拒絕。”福田鎮的兩位工作人員斬釘截鐵地告訴南方農村報記者，對于違章建筑，政府的態度是斬草除根，零補償。
針對《畜禽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征求意見稿)》，中國畜牧業協會豬業分會副會長荊繼忠也就養殖場最關心的第二十五條關于拆遷補償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荊繼忠建議本條例最后表述應該改為：“由地方人民政府按照實際損失予以補償”，并補充“確保搬遷后新建的畜禽養殖場保持原有的生產能力。搬遷前確保補償資金全額到位，對由于搬遷所帶來的其他問題，也要妥善安排解決。”
“養殖污染不應以工業污染對待”
——廣東省畜牧獸醫局副局長羅展光談豬場拆遷
針對近期一些地方發生的“一刀切”式強拆豬場事件，廣東省畜牧獸醫局副局長羅展光在接受南方農村報記者專訪時，對此提出嚴厲批評，他指出，近年來國家積極支持生豬養殖生產，養豬不是違法的，不能說拆就拆。對需要搬遷或關閉的生豬養殖場，各級政府和管理部門要正確引導，合理補償，化解搬遷過程產生的各種矛盾。如東莞市政府在整治養殖場時，就拿出大量財政補償養殖場拆遷損失，起到了示范作用。
羅展光介紹，廣東省生豬消費在畜產品消費中所占的比例已經超過60%，從2007年廣東省政府施行生豬發展規劃以來，截至2012年生豬自給比例已由60%上升至75%，計劃到2020年增加至80%，生豬出欄量達到5200萬頭。羅展光一再強調，生豬養殖業對廣東特別重要，地方主管領導應該有全局觀，養豬并不是一項可有可無的事業，它在解決肉食品供應和城鄉剩余勞動力，解決農民就業方面做出了極大貢獻。
當然也必須正視，隨著畜牧業養殖方式的改變，由最初“千家萬戶”養豬到規模化、集約化企業養豬，養豬業所帶來的污染問題愈發突出，集約化養豬帶來大量豬糞便積累難以處理，產生環境污染問題。羅展光說，養殖污染問題不能成為“強拆豬場”的理由，事實上，因養豬缺乏稅收，一些地方政府通常借“環保”之名行驅趕養豬業之實。
“科學證明，養殖業帶來的排泄物污染不能簡單地等同于工業污染。”羅展光強調，工業污染是破壞式污染，是不可逆的，而畜禽排泄物是上好的有機肥料，只要尋找合適途徑綜合利用，就可趨利避害。目前養殖污染矛盾突出，羅展光
分析認為，養殖業跟種植業的相互轉化不夠。近年來養殖業規模化發展迅速，而種植業仍處于“散戶”階段，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農村中青年勞動力不愿從事農耕工作，導致耕作面積減少，其規模化、集約化程度跟不上養殖業發展步伐，導致種養難以有機對接。
2008年出臺的《廣東省生豬生產發展總體規劃和區域布局(2008-2020年)》(粵農〔2008〕185號)提出，廣東生豬養殖業將向西部、北部傾斜。在整治養殖污染方面，一是重點推廣種養結合糞污處理模式，發揮種養結合優勢，利用糞便作為有機肥料，變廢為寶;二是加大政府財政資金投入協助養殖企業興建沼氣池、污水處理系統等綜合處理模式，實現達標排放。羅展光告訴記者，他視察各示范養殖場節能減排工作時，發現幾乎所有的豬場都采用無害化處理豬糞，建設沼氣池等，事實證明，養殖業污染是可以通過各種途徑有效解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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