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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06年甚至更早開始，我國就出現了豬“高熱病”，至今該病還在我國大小豬場肆虐，造成的損失，用“巨大”來形容已不夠分量。這么多專家、獸醫、廠商、研究機構等投入精力研究，為什么這么長時間了，疫病還在蔓延，沒有得到控制，請認真看完以下本論壇網友的深刻分析。
1 安全生產責任人制度成為掩蓋豬病真相
毫無疑問，自下而上的安全生產責任人制度，對約束各層次的管理者，保障社會運作安全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相關責任人的切身利益，乃至影響到其終生仕途，重責之下為了自我保護，往往是單位首長的第一安全生產責任人只能運用手中的權力歪曲事實，掩蓋真相。此種現象在這兩年的豬病問題上可說是從下而上發揮得淋漓盡致。盡管豬病兇猛無比，死豬無數，早已導致市場供需失衡，但上下各級仍然心照不宣，概以“成本說”掩蓋真相。數月前筆者出差中南某傳統養豬大省，當地某著名晚報頭版重要位置消息：“肉聯廠近日屠宰生豬已開始改變過去幾個月來50-60公斤重中豬為主的情況，開始收到100公斤的大豬，表明豬農已克服飼養成本上漲帶來的困難，豬肉供應可望逐步緩和緊張局面……”。這種明目張膽欺騙公眾社會的情況并不鮮見。既然沒有豬病的“正規報告”，理所當然不必采取相應措施，任由豬病蔓延成為必然結果，誤導社會、誤導各級政府決策機構。此外，極力鼓吹“成本說”，不但可以將責任推給上帝――他有一只無形的手，豬價高是他造成的。還可以不遺余地積極爭取二次分配納稅人的貢獻――從各種補帖項目中各取所需，何樂而不為！
筆者認為，一項重大社會管理制度本來可以發揮其確保一方平安的作用，然而，由于其功能無限外延，甚至在違反自然法則下強行實施，不但會對各級領導起到“逼良為娼”之效，還會對社會造成極大危害。憑心而論，如果沒有某些“強人所難”的制度約束，相信我們的行業管理者在這兩年的豬病流行之時會做得更好，更不會為了向上交差而作出諸如“我們保證沒有禽流感”之類違反科學的承諾。
2 國家沒有宣布為疫區什么事也不能做
自06年7月份起，筆者在多個省市奔走呼告，建議各級主管部門采取有效措施，攔截交通要道，嚴控病原在各地轉運散播。但即使關系最好的領導層朋友亦只能搖頭嘆息：你是對的，但國家沒有宣布為疫區，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則有違法嫌疑。直到07年5月份，嚴格來說屬于外行人士的某媒體記者在廣東云浮思勞鎮不小心發現了早已是不成秘密的秘密，才讓有關主管部門不得不面對現實。但此時全國各地早已遭受狂風暴雨的襲擊，整個行業只能用體無完膚來形容了。如果我們的主管部門沒有那么多禁區，我們的領導沒有那么多敏感的約束，相信舉手之勞但卻行之有效的病豬禁運措施早已實施，豬病風暴亦不致于如此迅猛席卷全國。
相比之下，令筆者感到反差極大的是，去年10月初，筆者應邀再赴菲律賓作豬病控制之技術講座，講完課后才知道，聽眾席上除了該國各大豬場老板及技術主管外，還有該國農業部的畜牧、獸醫、衛檢及食品各部門的主管領導，不同國度之官僚文化差異可見一斑。
3 主流派專家一系列的判斷失誤造成豬病失控
毫無疑問，任何一位業內人士都不想看到豬病失控的情況發生，在疫病肆虐的日子里，相信行業高層管理者的壓力會更大。然而，由于一系列的判斷失誤才會導致誰也不想看到，但卻不得不面對的殘酷現實。
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中，從來沒見過豬病如此兇猛、癥狀如此復雜、損失如此慘重，卻又無法判斷病因。在一片慌亂中，養豬人把一些田間臨床癥狀描述用語作為疫病命名的依據，提出“無名高熱”的概念，對基層獸醫甚至沒有專業背景的人士來說，用詞不準確，本來無可厚非。然而我們的商家、專家、乃至政府主管部門卻不加辨別，一概認同。終于很快在全國以訛傳訛，使原本就較為復雜的病害更被“無名”之說蒙上一層陰影，令行業找不到方向。更有少數專家標新立異地指出諸如鏈球菌、大腸桿菌乃至非洲豬瘟等各種病原說，稍后，逼于種種壓力，分子生物學家專家又提出“藍耳病”說，證據確鑿地表明找到“高致病性‘藍耳病毒’變異株”、并以極快的速度開發為商品疫苗。然而，有目共睹的事實表明，良好的愿望并未能轉化為現實。“高致病性”藍耳病新疫苗并未對豬病控制起到任何有效的幫助，恰恰相反，曾經遭受多次劫難而對該種疫苗存有戒心，不敢輕易使用的養戶，卻能躲過可能再次遭受的損失。
早在今年初，筆者曾建議若干位頂級專家及行業高層領導到表觀健康的豬群中分離“藍耳病毒”相信定可得到想要的“變異株”。無情的事實再次表明，病毒的變異是生物界的家常便飯，只是我們的分子生物學專家在近年才掌握了PCR技術，而且僅僅能夠看到病毒分子一級結構上的變異，理論上，發生在二級或三級結構上的變異會更頻繁、更復雜，只是現時的手段仍無法明確而已。 另一方面，我們的豬病早已不是單一病原感染所致，在復合、繼發感染相當嚴重的情況下，一廂情愿地去分離、假設病原只能得到“瞎子摸象”的結論。少數“只為課題謀”的專家如果不跳出狹隘的圈子，要想對豬病控制有所作為實非易事。
4 臨床處理措施不當造成重大損失
如前所述，由于業界對豬病的諸多判斷失誤，必然導致處理措施運用不當，并造成重大損失：
4.1 濫用“藍耳病”疫苗造成的損失
如筆者在多種場合反復強調，這兩年損失的豬，60%以上歸功于接種“藍耳病”弱毒苗，有業內人士表示，這個數字太保守了。毋容贅述、農業部獸醫局賈幼陵局長，去年6月23日在北京召開的豬業大會上鄭重宣布，經嚴格攻毒試驗證明在國內所能找到包括進口及國產的15種“藍耳病”弱毒苗，對“高熱病”沒有任何效果。遺憾的是這個結論至今沒有得到廣泛的宣傳。很多豬場還在商家的誤導下盲目使用，災難仍在不斷發生。
至于使用“藍耳病”滅活苗造成的不良后果，遠比當初設想的復雜得多，且愈來愈多的案件提醒業界同仁，如果不正視此類疫苗背后隱含的復雜因果關系，養豬業將很難走出困境。
4.6 造成豬場重大損失的真正元兇
這兩年來的豬病狀況表明，無論是令人談虎色變的“無名高熱”說，還是受到各方高度關注的“高致病性‘藍耳病’”說，都無法令業界心悅誠服，無論是疫苗的研發生產過程，還是其使用效果，都存在眾多令人疑惑之因素，甚至常見事與愿違的效果。 [FS:PAGE]
眾所周知，不但在中國大陸，甚至大半個亞洲（筆者對日本情況缺乏了解）的豬場，已鮮見未遭“藍耳病毒”感染者，亦相信隨處可獲各種類型的“變異株”（筆者約一年前的推論已被多個實驗室證實），但并非所有豬場都發病或同時發病，發病的豬場也并非表現出相似的臨床癥狀。筆者認為PRRSV并非制造各種癥狀的元兇，而是因損傷免疫系統而致豬群產生免疫紊亂，使其對各種免疫接種應答遲緩，抗體水平低，抗體消耗加速，對各種病原的易感性增強，潛伏病原乘虛而入出現復合或繼發癥狀。用個不一定合適的比喻，大多數情況下，PRRSV實際上只起到一個增加“背景噪音”的作用，而并非演唱會的主角。
在復繼感染相當嚴重的豬群中如何鑒定主導病原，絕不能只憑單一實驗室技術便作出結論，流行病學、病理組織學、血清學、病原學以及分子生物學等各種方法作綜合分析可能會得出更接近事實的結論，致于不同實驗室對同份病料會得出差異較大判斷結果的情況更應作精心考究。
綜觀這兩年的豬病概況，筆者認為，流感和圓環病毒病可能是最直接的元兇，豬瘟則是臨床常見繼發性病毒感染出現機會最多的案例，偽狂犬病免疫失敗（使用疫苗不當是主因）又是豬瘟呈慢性或亞急性散發的重要原因；豬副嗜血桿菌、巴氏桿菌或鏈球菌等繼發性細菌感染是大多數臨床致死案例的可見癥狀。
4.7 免疫紊亂乃豬病之禍根
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筆者便開始關注生產上畜禽免疫紊亂的狀況，并以祖國傳統醫學“扶元固本”的理念尋求解決方案，稍后提出畜禽免疫紊亂的四個階段表現：第一階段，動物表觀健康，但采食量偏低，生產性能偏低，無法達到品種/品系的正常生產指標；第二階段，對應激反應敏感，輕度感染頻繁，但藥物處理仍然有效；第三階段，局部、階段性、季節性發病嚴重，死淘率偏高；第四階段，免疫功能嚴重缺損，任何誘因均有可能引起疫病流行。
由于感到該類問題日趨嚴重，在2003年12月中旬的一次養豬學術活動中，筆者不無憂慮地預言，未來五年內必有大的疫病流行。不幸言中的慘況提前在2006年初展現眼前，并至今未見受控端倪。這兩年筆者在各種場合反復列舉該案例，唯望業界同仁在關注疫苗接種與藥物治療之外，更多思考豬群的免疫紊亂狀況，真正認識到此乃豬病之禍根所在，并在重構與恢復動物群體的非特異性主動免疫功能方面多做些符合基本原理的有益探討。
4.8 霉菌毒素乃免疫紊亂最有效的催化劑
霉菌毒素對豬群健康的為害已是一個“常規”話題，只是這個話題愈來愈沉重，愈來愈復雜，以至于無論東西南北、春夏秋冬，只要進豬舍都幾乎有一半的機會看到霉菌毒素中毒的現象。盡管五花八門的霉菌毒素“脫毒劑”之類的產品舉目可見，但豬群健康受霉菌毒素損害的情況似乎有增無減。從受損頻度來分析，霉菌毒素對動物免疫功能的損害可能應列在各種因素的首位，而且霉菌毒素是動物免疫紊亂最有效的催化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