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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養殖業污染問題越來越受到社會關注。像東莞、佛山高明等地曾做過專項調查，養豬場排放的污水、廢氣已經成為當地水體最重要的污染源之一。而最近幾年，各地以環保為名強拆豬場的行動也是此起彼伏。
無可否認，養殖業的污染根源于整個行業在起步階段的無序開發和低層次競爭，污染治理的過程實質上正是產業升級和行業管理規范的過程。但養殖業污染治理的矛盾在于，污染的制造者恰是中國當下較為弱勢的農民，他們的生計全仰賴于監管的灰色地帶，當“低碳生活”成為一種時尚的生活方式，符合公共利益的環保門檻卻足以砸碎最低層從業者的飯碗。
更耐人尋味的是，農戶面對一輪又一輪的整治風暴，有其自身的觀察視角。“說我們的豬場污染嚴重，看看把我們豬場拆遷后，建起的工業園就知道他們(地方政府)想干什么了。”有農戶抱怨，周邊工業園廢氣毒死他們的果樹，政府不整治，農民辛辛苦苦建個豬場，卻遭到百般刁難。“說到底，還不是盯上了豬場的土地。”
隨著城市化、工業化的發展，工業用地越來越緊張，為騰出更多工業用地，對政府稅費貢獻不足，且存在污染的生豬行業，自然要受到沖擊，成為政府清理整頓的對象，而環保則是最正當、最無可爭議的理由。
在環保風暴的沖擊之下，尋求更環保的養殖方式成為養戶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環保飼料、沼氣池、發酵床養豬法等環保概念、環保產品應運而生，環保成為企業新的經濟增長點，面對應接不暇的宣傳和營銷，處在信息與知識劣勢的農民，再次只能被動接受，無所適從。
無論面對政府的拆遷，還是面對商家的營銷，農民始終處于弱勢地位。農民權利的長期缺失和環保博弈格局的失衡，導致的結果是，許多農民抱著一種受害者的心態，對污染造成的危害缺少最起碼的道德底線——比如高位蝦池污水滲漏長期污染地下水，養雞專業村臭氣熏天為害四鄰等等——多數農戶對此并無愧疚之意，“讓農民保護環境，誰來保護農民呢？”
“一套廢水處理系統動輒百萬，辛苦一年不吃不喝也不夠處理廢水的開銷，高調誰都會唱，可誰管農民死活？養殖場污染應該治理，可沿河的造紙廠、小煉油廠污染我的魚塘，怎么不見政府出面整治？”粵西一位水產養殖戶對記者發問，令人深思。
事實也是如此，環保是公義，但在一輪又一輪的環保風暴中，無論是地方政府還是推銷環保概念的商家，誰又真的是完全從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角度來處理環境問題。環保說到最后其實是利益的調整和重新分配。在圍繞環保的各種利益博弈中，農民只看到對手們將環保當作武器用來爭奪利益，而自己只能被動就范。可保護環境終究要依靠每一個社會成員的自覺，權利失衡的結果是，強者調子越唱越高，賺得盆滿缽滿，而弱者則突破底線，完全喪失社會責任感，以破壞性的方式爭取一丁點可憐的利益。
利益或許可以以這種病態的方式重新調整，可環境卻只會越來越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