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考慮環境承受能力和供求關系,嘉興之痛也是全國之痛。當地方政府意識到現有的產業模式走到了盡頭而作出調整之時,陣痛也隨之而來。

養殖戶為了方便直接將養殖廢棄物排放到田地和內河中,這導致當地水質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3月初的“黃浦江死豬事件”讓浙江嘉興新豐鎮聲名大振。這個地處南湖、平湖、海鹽三地交界的養豬大鎮,如今有一個響亮的名字——“豬三角”。
嘉興是華東地區最大的生豬供應基地,每年有200萬頭生豬供應上海市場 ,但產業躍進的同時也為此付出了“慘痛”的代價。為了保證不觸碰耕地紅線,嘉興每年都要去周邊城市“借地”。
一位當地政府人士對21世紀網表示,嘉興市的耕地資源一直都十分緊缺,是全國少數幾個受國家重點監控的城市。
實際上,浙江嘉興市的“畝均載畜量”(即一畝地上能養多少豬數量)已經遠遠超過國際水平,國際上一般認可是每畝平均二到三頭。
在浙江省畜牧獸醫局發布的一份《浙江省畜牧業生態化建設的現狀分析和對策研究》報告則指出:對比丹麥、荷蘭等區域面積、資源秉賦和我省相似的國家,我省畜禽養殖的承載量仍有較大空間。從種植業和環境的承載量看,茶園、果園、蔬菜園每畝至少可資源化利用3 頭生豬的糞便量。
依此數據,報告提出,浙江省今后原則上將按1畝(耕地、園地、水塘)3 頭豬(1 頭牛、10 只羊、60 只禽)的標準配套建設畜禽養殖場。
以浙江嘉興市新豐鎮為例,全鎮耕地面積為5萬9千多畝,按照每畝地承載3頭生豬的標準,生豬飼養量為18萬,但實際上2012年該鎮的生豬飼養量達到了46萬頭,嚴重超標。
“養豬業是一個高污染的行業,而嘉興的生豬養殖規模已經遠遠超過了當地環境能夠承載的范圍。”嘉興市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對此也直言不諱。
“13萬多戶農民養了700多萬頭豬,一頭豬每天的排泄物相當于6到7個成人的排泄量,這成為嘉興最大的污染源。”余鴻偉表示。
而很多養殖戶為了方便直接將養殖廢棄物排放到田地和內河中,這導致當地水質和土壤都受到很大污染。
浙江大學動物科學學院翟繼鵬和張金枝兩位教授對嘉興市生豬養殖業調查研究后指出,畜禽養殖業排放的COD和氨氮量分別占農業源污染物排放量的92.7%和80.8%,占嘉興全市污染物總排放量的40.9%和30.6%。而在畜禽糞尿排放量中最大的就是豬糞尿,達到排放總量的 70%。
豬糞中含有大量有機物,經微生物分解后產生大量揮發性物質,且有惡臭或刺激性氣味,可對大氣環境產生嚴重污染,引發人畜呼吸道疾病。而豬糞尿未經處理即排入江河湖泊,可引起地表水的BOD5、CODcr、氮、磷超標,導致水體富營養化,引起水生生物缺氧死亡,嚴重威脅環境生態安全。

整個村莊彌漫著一股惡臭,而當地的漁業也早已絕跡,漁民甚至都已改行撈豬。
“嘉興的水質差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嘉興)大部分河段都是劣五類。”上述政府人士告訴21世紀網。
在2011年度浙江省各行政區域交接斷面水質的考核結果顯示,嘉興是全浙江省11個設區市中,唯一評價為不合格的城市。
對于不合格原因,浙江省環保局當時的通報表示:主要是當地畜禽養殖總量有所增加,仍有許多畜禽養殖廢水未經處理就近排放到內河。
除了養殖環節污染,此次“黃浦江漂豬事件”元兇的死豬處理也成為當地的一大難題。
早在2009年,嘉興市就已經建立起了一個死豬處理體系,依靠政府財政和養殖大戶自建了573個死豬無公害處理池,但按照當地的生豬飼養數量,這樣的處理能力連生豬正常死亡的數量都不能承載,更別說遇到大規模疫病等突發情況。
死豬補貼一分錢也沒有散戶“被倒逼”退場
政府倒逼散戶退場后,鼓勵養殖蝸牛或者種植生姜,外地建廠還將給予20%基礎設施補助。
2011年,農業部規定養殖戶的豬出現非正常死亡補貼80元,希望在經濟上疏導農戶按照正常途徑處理死豬,但21世紀網現場調查得知,村民對這80元錢的補貼并不知曉。
浙江嘉興死豬被販子收購后,制成各種豬肉制品流入市場,潛在的高致病性病毒隨之流傳。
按照浙江省下發的有關補助病死豬的文件規定,自行處理的按每頭80元的標準給予補助,集中處理的補助經費撥付給營運單位,這導致在現實當中補貼難以落實到村民頭上。
“因養殖和醫療技術不達標,在飼養過程中,散戶使用抗生素和一些其他違禁添加劑的比例更高。”山東的一位獸醫人士對21世紀網表示。
當地的政府人士甚至暗示,他們其實歡迎媒體的到來,“這樣可以逼散戶退場,倒逼整個產業的轉型升級。”
由于散戶飼養難度加大,很多生豬從它出生之后,就開始了貫穿一生的“中毒”之旅。
出于這一系列因素的考慮,嘉興市將生豬產業轉型的重點放在了養殖散戶身上,‘逼’散戶退場成了一種必然。
早在2011年嘉興市就已經出臺了《關于加快推進嘉興市生豬產業轉型升級的實施意見》,提出力爭到2015年嘉興市生豬產業:生豬存欄總量控制在200萬頭左右、生豬規模化養殖比例達到85%。
“根據規劃我們新豐鎮12年控量、13年減量,三年內,將養殖散戶關停。”黃軍告訴21世紀網。“今后將不會批建新的豬舍,只允許翻建和擴建;距離民舍和河道一定距離內,將設置限養和禁養區。”
“政府還在規劃建設統一的畜牧小區,到時農戶可以租賃豬舍養殖;或者組織30-40養殖戶組成一個股份化公司,實現‘縮量提質’。比如,以前他們的飼養量是一萬頭那么現在只能養5千頭。”
對于養殖戶的出路,黃軍還表示,“可以養殖其他的產品比如蝸牛、或者種植生姜,我們已經考察過市場,也和一些公司有過對接,是完全可行的。如果到外地建廠養殖,政府還會給20%的基礎設施補助。”
在黃軍看來,散戶退出養殖業也是市場使然。“養殖風險太大,今年一頭豬虧損起碼有200元。加上這個事情,對當地的生豬銷售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養豬業有三年一個周期的說法。但過去幾年市場復雜多變,已經毫無規律可循,市場風險越來越大。
“去年下半年市場行情還很好,但到了年底一下子就跌了很多,根本就掙不到錢。有些豬得病了,養殖戶看到治不好就不治了,要不還得往里搭錢。” 竹林村養殖戶張利民對21世紀網表示。
而隨著政府對養豬業的監管和轉型要求,散戶們發現養殖的壓力越來越大。

作為嘉興市最大的養殖基地,新豐的養豬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80年代。
當時國家政策鼓勵農戶開創副業致富,因為當地豬的品種不錯,大家就都開始養豬。當時我們的豬主要是供應香港,俗稱‘供港豬’。
經過30多年的發展,養豬業已成為當地絕對地支柱產業,從生豬養殖、銷售到飼料和獸藥供應再到最后的屠宰加工,這里已經形成完整的養豬產業鏈。
在新豐養豬第一大村——竹林村,21世紀網發現,幾乎每家每戶都建有豬棚,飼料店、獸藥店更是隨處可見,不時有收購生豬的貨車經過。
新豐約有80%的農戶都在養豬,養豬收入占到了農民經濟收入的50%左右。
“有些上年紀的老人,家里就養幾頭母豬,一年光賣仔豬也能賺1萬多塊。”
在新豐鎮的帶動下,這股養豬熱潮很快就傳到了嘉興的其他縣市,30年來,當地的養豬產業不斷壯大,現今已經成為長三角最大的生豬養殖基地。
2010 年末,嘉興市生豬存欄297.31萬頭,占全省生豬存欄總數的23.82%;生產豬肉310455噸,占全省豬肉總產量的 23.54%。
到了2012年,數字還在增加。來自嘉興市畜牧局的數據顯示,嘉興養豬戶已達到13萬余戶,每年飼養生豬超過734萬頭,出欄數達450萬頭。
在上海市區禁養和限養生豬后,大量生豬養殖轉移到嘉興地區。21世紀網獲悉,目前上海市的生豬養殖主要集中在下屬的金山和松江兩個區。
金山區的生豬存欄量在20萬頭左右,松江區的存欄量只有8萬頭,總量只相當于嘉興市的6%,而嘉興僅新豐一個鎮的存欄量就超過25萬頭。
嘉興成為了上海最重要的豬肉供應者,每年有200萬頭生豬供應上海市場,占出欄量的一半左右。嘉興豬由“供港”變成了“供滬”。
中國目前的養豬量占全球總量的一半,大部分的養殖戶都是散戶(50頭以下),仍然屬于小農經濟,缺乏現代農業要素;每年產生糞便6億多噸,這些污染散布在全國的千萬個農村。
甚至有觀點認為,嘉興更早地意識到了問題的所在,只不過在解決問題時動作稍慢,這也算是轉型的陣痛。
政府出錢建立統一的豬糞處理中心,養殖戶的豬糞尿都要統一處理了,但每頭要交50塊的有償服務費,而在以前這些(豬糞尿)都是可以賣錢的。
除此之外,在鳳橋鎮的非法屠宰場被取締之前,村里的死豬賣掉也可以抵消部分損失,但現在都只能丟出去。
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鄭風田看來,該退場的不僅僅是養殖散戶,更該是整個嘉興市的生豬養殖產業。
養豬業屬于高污染產業,美國的養豬業由于污染問題不但從人口高密度地區撤出,并且全國也只允許集中在有限的幾個區域里進行現代化工廠飼養。
浙江幾乎不產玉米,遠離豬飼料產地;又地處上海的水源地,該不該發展養豬業是一個大問題。
“既污染水鄉又遠離飼料源,產業布局太失當了。從產業發展規律來看,養豬業遲早要退出長三角。”

豬場糞水堆積,污染水源
中國大部分的養殖戶都是散戶(50頭以下),仍然屬于小農經濟。
從全國的趨勢來看,雛鷹農牧、新希望、中糧集團等資本大鱷正在加速在此領域的布局。
其實,不僅僅是嘉興,從全國來看,散戶退場、規模化養殖已經成為了一種趨勢。
近幾年我國規模化養豬發展迅速,目前基礎母豬500頭、年出欄一萬頭以上的大型豬場約有2500余個,約占全國總出欄的10%。
在未來十年內,自繁自養50-500頭基礎母豬或年出欄1000-10000頭的中小規模豬場將是發展主流。
規模化的生豬農業合作社、家庭牧場、以及大型生豬養殖公司數量逐漸增多。
目前有新豐鎮有5家生豬養殖企業,年出欄生豬都在3000頭以上。而根據嘉興市的規劃,到2015年,要改造提升生豬存欄500頭以上規模養殖場(家庭農場、畜牧小區)430個左右;培育注冊資本500萬元以上的新型畜牧產業體系18家左右。
目前嘉興市最大的生豬養殖企業為浙江青蓮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曾得到昆吾九鼎投資管理有限公司5000萬元投資,2012年產值已達20億元,正在準備上市。
從全國的趨勢來看,有越來越多的資本大鱷正在加速在此領域的布局。新希望、雛鷹農牧、中糧集團這些生豬養殖產業鏈上下游的企業紛紛加大了養豬項目的投入。
而一些主營業務和豬沒有任何關系的大佬和企業也跨界步入養豬業。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網易丁磊、武鋼股份以及投行高盛。
面對這一熱潮,中國畜牧獸醫學會副秘書長馬闖認為,資本頻繁進入養豬業,很可能與前幾年生豬行情較好、養殖戶獲利有關,但是農產品價格常有波動,資本進入很難說一定能盈利。
“單靠規模的擴大不足以支撐我國豬肉價格的穩定性,還是應多鼓勵養殖戶實現專業化生產,將我國的養殖戶發展成國外的‘農場主’。”
嘉興之痛亦是全國之痛,當曾經的生財工具現今已成為最大的禍患。經過了30多年的發展之后,當地生豬養豬業沉疴積弊已經逐一顯露。然而,一個幾十年形成的傳統產業轉型,談何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