肉價上漲的真正原因是受農民的養豬風險制約，這反映出農民抵抗生產風險的能力仍然非常微弱。只有當廣大的農民愿意養豬、養豬能夠獲利、遭受疫病能夠得到政策補償時，農民才敢于養豬。只有當生產環節保持穩定時，豬肉和其他畜禽產品的來源才能得到保障。

近日來，豬肉全國性大范圍漲價。北京一個月內上漲14次，價格比去年翻番，批發價達15.70元/公斤。上海和沈陽也漲至10年來最高價。多數省區市同比上漲約三成。北京下崗工人趙女士說：“我們只能一個星期買一次肉解解饞。”河北省豬肉均價目前是17.20元/公斤，較“五一”期間上漲16.2%；其他肉類價格也不同程度上漲。(本報5月23日)

對于豬肉漲價的原因，業內人士大多認為是飼料漲價導致了肉價的上漲。新華社發表有關評論認為，“深層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和農村信息不對稱”，職能部門缺乏有效信息溝通，無法向農民發布有效的生產信號。

其實，這些都是表面原因。肉價上漲的真正原因，筆者認為是受農民的養豬風險制約，反映出農民抵抗生產風險的能力仍然非常微弱。養豬風險大了，農民不敢養豬；農民養豬少了，肉價自然上漲。

新華社的評論說“農民和職能部門缺乏信息溝通”，其實并不是這樣。養豬情況，每月每季都有統計數據；肉蛋價格每月都有調查和通報。對于市場的基本情況，政府方面和農民方面基本上都知道。問題在于，當農民養豬賺不到錢，甚至還要虧損的時候，農民就會自動放棄養豬。

去年上半年，筆者下鄉鎮檢查動物春季防疫情況。由于豬鏈球菌病等疫情的影響，豬肉一度滯銷，因此農民反映肉豬和仔豬價格太低，不愿意養豬了。當時筆者認為：大家都不養，豬就少了，下半年肉價就會上漲。但是，農民說他們多養一天，就要多虧損一天，堅持不到下半年了。

當下中國的生豬養殖，還是以農戶散養為主，養殖場的規模養殖比重很小；在養豬大省四川，規模養殖生豬的出欄量，估計也不過只占15%左右。規模養殖大戶的抗風險能力雖然強一些，但是決定生豬供應的主要因素，還是廣大的農民個體養殖。當很多農民的個體養殖量出現銳減時，市場的肉價必然要受到影響。

國家對于發展生豬雖然有一些扶植政策，但是項目和金額都非常有限，所以主要用于扶持養殖大戶了。廣大的個體養殖戶，市場風險基本上靠自己承擔。當動物疫情影響人們吃肉時，農民有豬賣不掉，即使能賣掉也賣不了高價。當病畜病禽需要撲殺消滅時，政府只給一部分經濟補償，損失主要還是由農民自己承擔。

國家雖然有一定的儲備肉，但是恐怕難以長久供應。所以，豬肉供應最主要的環節還是生產環節。只有當廣大的農民愿意養豬、養豬能夠獲利、遭受疫病能夠得到政策補償時，農民才敢于養豬。只有當生產環節保持穩定時，豬肉和其他畜禽產品的來源才能得到保障。

中國走規模養殖之路，還需要比較長的時日。在積極發展規模養殖的同時，必須照顧到最大的養殖群體―――廣大的農民個體養殖戶。對此，各級政府應該加大投入，提高養殖技術水平，提高畜禽生產品質。在基本能夠滿足人民的生活需要的同時，逐步向安全食品和綠色食品的方向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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