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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興市竹林村無害化處理池旁，一頭等待入池的死豬
萬頭死豬浮出黃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這都已是中國河流的舊病沉疴。
一開始是幾十頭，然后是幾百頭，當10164頭來自各地的死豬，從黃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陸續撈出時，上海松江區泖港鎮居民頗感無奈。
這個偏處上海西南的小鎮，靠近松江自來水廠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們已經再不敢用江里的水了。”當地村民說。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當地鎮政府不得不專門為村民運來了一星期的儲備用水。
死豬事件業已引發媒體的關注。死豬的大部分正被質疑來自上游的浙江嘉興市。
問題才剛浮出水面。亂象背后，上海周邊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門、跨界污染的協調乏力，都已是舊病沉疴。
工人正在搬運死豬，這段時間嘉興嚴防死守，嚴控死豬入河
“死豬最后都去了上海，區別是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車’。”嘉興一名養豬戶指著死豬肚皮，告訴一位來自上海的記者。
直到最近兩年，河道里的死豬才漸漸增多。“過去死豬有人收，沒人會丟到河里。”嘉興的多位養豬戶不約而同地提起一起轟動嘉興的收購死豬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這樁案件，在嘉興家喻戶曉。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領頭的3人被判無期徒刑。
這是個典型的豬鄉故事。鳳橋鎮三星村村民董國權等三人合伙開了一家非法屠宰場，開始了死豬收購生意。“他們收的價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養豬戶說，病死的小豬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過百來斤。
但這并不妨礙董國權們的生意。嘉興中院的判決書認定，在短短兩年多時間，董國權等人收購、屠宰的死豬竟達到7.7萬余頭，銷售金額達865萬余元。這些死豬，大多來自于南湖區鳳橋鎮、新豐鎮等地。
“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沒人敢公開收死豬了。”在以供港豬聞名的新豐鎮竹林村，57歲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豬多了。在上海松江區，松江的環保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次事發，他們從松江事發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興平湖水泥廠上游，一路行來，途經航道幾乎處處可見死豬的蹤影。
在平湖的曹橋街道，一艘打撈船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即使在打撈工作進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們一艘小船一天還能打撈二十多頭。
“這兩年每年這個時候都要集中撈豬。”在嘉興新豐鎮竹林村，一位負責打撈的村民說。原本在河道中捕魚的漁民紛紛轉行，干起“撈豬”工作。
這跟龐大的死豬數量有關。2011年浙江省環保系統的一份調研報告顯示，嘉興市生豬飼養量已達770多萬頭，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處理的病死豬數量達15萬-30萬頭。“如隨意扔放，不僅會帶來大量細菌和病毒污染，還會造成2萬-3萬噸化學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豬規范的無害化處理卻遲遲未能建立。包括新豐鎮竹林村村支書陳云華、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躍忠在內的多位官員承認，直到2011年，嘉興市才開始大規模啟動死豬無害化處理池的建設。
但這顯然遠遠不夠。以南湖區新豐鎮養豬第一大村竹林村為例，陳云華介紹，到目前為止，村里擁有的處理池不過7個，第8個正在建造。
根據多人介紹，一個處理池一般能處理三千到五千頭死豬。而根據嘉興日報此前的報道，在竹林村，僅今年頭兩個月，死豬數量就已達到1.84萬余頭。其處理能力無疑捉襟見肘。“處理不掉的豬，就只能田間地頭河道，隨便扔。”村民們說。
“病死豬亂扔的現象在我市五縣（市）兩區都不同程度存在著。”嘉興市的一份報告承認。
以嘉興最新統計的730萬頭生豬、3%的正常死亡率計算，即使不出現疫情，要正常處理的死豬，無疑也是個龐大數字。而順著水路縱橫、河浜交錯的江南河網而下，這些來歷不明的死豬，也成為黃浦江飲用水源的禍患。
2013年3月15日，工人用吊船上的吊臂將打撈上船的死豬投到坑內。
“死豬的問題以往還不嚴重。養殖污染更令人頭痛。”平湖市環保局副局長王玉冰說。位于上海上游的平湖市與上海金山區接壤，威脅河網水質的正是來自上游南湖、海鹽等地的養豬業污染。
“嘉興污染治理的重中之重，就是畜禽養殖的治理。”此前，浙江省環保廳副巡視員許履中在考察嘉興時說。豬糞、沼液加上到處亂扔的死豬尸體，清麗秀美的江南水鄉，現在正散發著陣陣豬臭。
“13萬多戶農民養了700多萬頭豬，一頭豬每天的排泄物相當于6到7個成人的排泄量。”嘉興市環保局副局長余鴻偉舉例說。
“政府現在已經開始控量，希望我們轉行轉產。”陳云華說。為了減少產量，2011年嘉興市出臺了規定，竹林全村已被劃入禁、限養區。“計劃到2015年，全市生豬存欄總量從750萬頭控制在200萬頭左右。”而禁養的范圍，則“包括省級河道兩側各200米范圍、區級河道兩側各100米范圍”。
這正是針對日漸惡化的水質。嘉興市環保系統知情人說，即使采取措施，但2012年浙江省環保廳對全省跨行政區域河流交接斷面水質進行評價時，點名批評六地，嘉興市和嘉興市區就占據了兩席——二者的水質均是劣五類。
這是黃浦江來自上游地區的污染威脅。全國人大代表、華東師范大學教授陳振樓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來自黃浦江上游的農藥化肥等污染源，一直威脅下游水質安全。
夏天，在黃浦江打撈水葫蘆早已成了人們熟悉的一景。上海市甚至一度建立了水葫蘆打撈辦。
作為依賴過境水源生存的城市，為了保護水源地，上海市政府可謂絞盡腦汁。“為了保護黃浦江，上海市很早就制定了《上海市黃浦江上游水源保護條例》，在國內可算第一家。”陳振樓說。
2010年《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頒布實施，上海確定了青草沙、黃浦江上游、陳行、崇明東風西沙等4個長期保留的水源地。同時又建立生態補償機制。
但對于上海市外的上游污染，上海市卻一直缺乏有效的辦法。按照《上海市飲用水水源保護條例》，上海應該建立與太湖流域、長江流域有關省市的飲用水水源保護協調合作機制。“跨界的水源地保護，需要水源地周邊省市聯動監管，建立聯防聯控的機制。光靠上海一個地方推動，喊破喉嚨也沒用。”陳振樓說。
王玉冰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在上海世博會期間，他們曾和上海金山區建立了一個聯動機制，約定每半年開一次聯席會議，有需要再臨時聯動。但在此次死豬事件中，這一機制有無發揮作用，王玉冰則拒絕明確回答：“我們一直在保持溝通。”
“雖然大家都有共同意愿，有一定作用，但只是軟約束力。如果想讓機制更好發揮作用，需要更實一些，聯系得更密切一些。”他補充說。
嘉興市竹林村一處無害化處理池已裝滿死豬，這樣的設施遠不能滿足需求
“嘉興的河網實在太復雜了，很難做到完全監控。”平湖市水利局副局長任偉良說，僅以平湖為例，在其境內，就有3458條河道，總長度超過2256公里。
事實上，平湖的河道整治早已啟動。從2007年開始，平湖在6年時間分兩次啟動了水環境綜合保持整治計劃。“我們設立了河道保潔所，到2009年，就已實現除航道外的全面覆蓋。”
但“小而散”的養殖方式增大了管理難度。平湖市曹橋街道副主任袁利強抱怨說，在他治下的村莊，實行的大多是房前屋后的養殖方式，點多而分散。“有時真的難以完全管控到位”。
不過七級（指可通行50噸重船只）以上的航道，由于屬港航部門管理，并不在日常保潔的覆蓋范圍內。“不過我們現在正準備調整，航道保潔，以后將交由交通局負責。”任偉良說。
河道管理政出多門的現狀也正在反思之中。任偉良說，在過去，河道管理的部門有港航、城管、水利、環保等部門，“水上的管理人員，有時眼睜睜看著陸上的拋擲物，也無可奈何。”平湖市正醞釀將條線的管理改為統一的分片負責制。同時為了解決跨界協調問題，嘉興市水利局在新豐、鳳橋、曹橋三個分屬不同縣區的街道，建立了河道協調機制，界河分段，確保河道全覆蓋。
但這種努力無法形成與上海的互動。復旦大學流域污染控制研究中心主任鄭正說，按照現在的監管模式，上下游間容易出現盲區。上海市對上游水域無力監管，“既沒有執法依據，也沒有處罰標準”。
“很多跨流域的污染現在一出現，首先就是推諉。”鄭正說，最后就往往變成一筆糊涂賬。“建立分級的倒推溯源機制就能解決此問題。”鄭正接著說，在河流界面全天候的實時監控下，“只要發現上游過來，就是上游地方政府的責任。至于是哪一個機構，哪一個系統，你自己查去。”
“這樣的機制不應再像10年前嘉興、蘇州兩地的糾紛一樣，要鬧到械斗邊緣、驚動中央才建立。”陳振樓說，事實上，像太湖流域管理局之類的機構，本可承擔協調的功能，但遺憾的是，“它現在更多是在發揮水資源調配的作用，對于水污染治理，目前并未有太多涉及。”
而此時，作為傳統的水源地——黃浦江上游的水質早已嚴重惡化。“早在2004年，黃浦江上游其他支流水質就已經是V類或劣于V類。”一位參加過2004年重點流域水污染防治現場會的官員回憶說。
身處水源要位的泖港鎮，看起來是如此脆弱。2013年1月10日，就在死豬事件發生的兩月前，一艘散裝化學品船違規作業導致部分化學品泄入河道，迫使附近的水廠不得不緊急選擇停水。
為了轉移風險，上海市不得不將眼光投向黃浦江以外。“從黃浦江上游的水源地，到長江口建青草沙等水庫，上海正是為了轉移越來越缺乏保障的飲用水風險。”陳振樓說，但長江口同樣不安全，開放式的長江口水源地，其水質變化依然面臨多重威脅。
也正因此，上海甚至已經開始考慮海水淡化等手段。而最新的動向則是向位于浙江的千島湖借水，“每年借取超過20億立方米的原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