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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國生豬存欄量為3.05億頭，能繁母豬存欄量為2160萬頭，生豬出欄量為1.67億頭。到2012年的時候，這三個指標的數據分別為4.76億頭、4850萬頭、6.98億。可以看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豬產業發展確實是十分迅速的。
生豬及能繁母豬存欄變化幅度小于生豬出欄，充分表明我國養豬水平得到長足進步，這主要得益于飼料營養水平、品種改良及育種水平提高。目前，生豬育肥已經由上世紀八十年代需要超過一年逐步下降至180-200天，工廠化養殖僅需170天。母豬繁育水平也從之前的每頭母豬年提供肉豬不足10頭提高至16-17頭左右。
生豬水平提高改變了我國生豬養殖區域版圖，主要表現為四川、湖南傳統生豬調出省存欄及出欄量增速放緩甚至出現減少，沿海及玉米產區養殖規模增加。
2013年我國飼料總產量1.93億噸，其中豬飼料在8500萬噸左右，禽料8000萬噸，水產飼料1900萬噸，反芻及其他飼料1000萬噸。飼料生產集中在沿海省份、華北和東北地區。四川及湖南作為我國傳統的生豬養殖大省，飼料產量也超過千萬噸，但占比整體呈現下降趨勢。
當前國內生豬使用全價料比例快速增加，未來十年內這一趨勢有望延續。隨著飼料配方調整及養殖結構改變，生豬養殖將逐步向原料產區或擁有良好交通環境地區轉移。一方面，近年來內陸地區經濟發展加快，最低工資標準逐漸升高，機會收益增加，大量農村勞動力加速向城鎮轉移。另一方面，農村勞動力成本增加，使用雜糧或者豬草喂豬變得不劃算。湖南、四川不屬于我國玉米和豆粕產區，飼料原料運輸成本偏高，如果生豬還需要外運銷售，將變得毫無競爭優勢。再加上土地、環保等政策因素的影響，促使四川、湖南、湖北等傳統養殖區域生豬養殖規模縮減。
廣東、福建、浙江雖不是我國玉米產區，但擁有良好的港口設施，北方玉米能以較低運費運輸至上述地區，大豆壓榨企業也相對集中，豆粕價格低于內陸地區，飼料成本相對內陸地區有明顯優勢。另外，上述地區擁有眾多的外來人口，豬肉需求量大，支撐了當地生豬養殖。沿海地區養殖戶普遍規模年產量超過100頭，假如養殖戶一年可出欄300-500頭，近兩年生豬養殖雖然出現過虧損，但五年下來，平均一頭豬仍有200-300元養殖利潤，可獲得6-15萬收入，基本能確保家庭支出。但中小散戶在養殖利潤出現下滑的時候，將入不敷出，只能選擇退出生豬養殖，外出務工或者進入其他行業。應該說，中小散戶退出是市場優勝劣汰的必然結果。規模化、標準化、產業化更有利于降低養殖成本，保障畜產品質量安全。
這將為大型養殖集團快速發展提供很好的機會，2011年后眾多的社會資本已經進入生豬養殖行業，養殖企業集團也在加速擴大企業產能，進一步推動了我國生豬產業的規模化水平，延長我國豬價周期，并削減了豬價波動幅度。
此外，隨著《畜禽規模養殖污染防治條例》和新修訂的《環境保護法》陸續實施，生豬養殖環保問題已經成為養殖戶、養殖企業必須面對的生死攸關的問題。近年來各地區中小流域整治，浙江、廣東、福建關停了大量中小養殖場，生豬養殖環保要求進一步提高，環保成本大幅增加，也將擠壓中小養殖場的生存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