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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豬肉價格繼續保持在高位，根本原因在于生豬養殖數量的大量減少。記者調查發現，自去年開始，農村大量散養戶因多種原因的制約紛紛退出，超級養殖大戶投產擴產尚需一定的時間，規模化養殖替代傳統養殖所形成的“空窗期”，帶來的不光是豬肉價格的上漲，更演繹出無數農村養豬人“進”與“退”的命運選擇。
40多頭豬病死 山東濟陽養豬戶損失四萬多
“我想把家里的都撤了，分散啥，這邊一排圈投到40個，哐一下幾下就沒了。”濟陽縣侯家村養豬戶侯樹民這些天煩惱不斷，他所說的“哐一下就沒了”是指前幾天一欄四十多頭豬因為疫病全死了，這一下就損失了四萬多。再加上今年雖然眼看著肉價噌噌得往上漲，自己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只剩下二十多頭豬的侯樹民不得不重新開始考慮繼續養豬的可行性。
他的妻子張詢英無奈得說附近基本上村里十個戶連一個養豬的都沒有了。“原來基本上一個戶都養十幾個母豬頭，現在特別少，現在養豬的積極性也不高了。這個病情啥得，就是不好養了。”
豬肉價格猛漲村民分毫未賺 無奈拆豬圈
實際上，就在去年，侯樹民夫婦還養了不下一百五十頭豬，雄心萬丈的他們還憧憬能夠大賺一筆。可事與愿違，去年出欄時每斤5塊甚至低至4塊的價格讓他們賠了不少。今年為了謹慎起見，他們只投養了不到七十多頭，可是，即使豬肉價格漲到了一個天文數字，侯樹民也沒賺到分毫，首先迎來的是當頭一棒，四十多頭豬得病死去的現實徹底寒了侯樹民養豬的心。
就在侯樹民夫妻倆還在猶豫是否繼續養下去的時候，家住惠民縣郊區的養豬戶張業勇已經把自己的豬圈徹底拆除。在張業勇看來，每年那二十幾頭豬就像“雞肋”,費功夫不少，還賺不到多少錢。侯樹民說：“現在說是豬肉價格上去了，可是飼料貴，配種也得漲，要是再得了病啥的，一年真賺不了幾個錢。”
記者在濟陽、惠民等地的傳統養豬村落走訪調查時發現，散養戶退出比例接近五成，有的村子甚至十不存一。而必須指出的是，千千萬萬像張業勇這樣的散養戶，本是我們市場上所售豬肉的重要供應者。
“豬周期”規律不再準 村民積極性消失
通常來說，豬肉價格走高時，會吸引大量養豬戶增加喂養，直到價格跌落時再反之，這個價格起伏過程大約三年左右，被學界稱為“豬周期”.
可像侯樹民、張業勇這樣海量的養豬戶，在豬肉價格上漲的時候卻是集體退出，不再遵循“豬周期”規律的背后，像他們這樣的散養戶養豬賺不到多少錢了，積極性已經消失殆盡。侯家村養豬大戶侯永堂告訴記者：“他們不再來養這個豬了，又那么費勁，再就是有風險，現在養豬跟以前不一樣了，傳統的成活率不行，生豬也不行。”
一頭豬最多賺500元 養豬不如外出打工
已經養了十一年豬的侯永堂給記者算了這樣一筆賬，現在生豬出欄價格基本保持在每斤9塊五毛左右，成本達到每斤7塊五毛錢，這里面包括6.5元的飼料費、0.5元的人工費、0.5元的水電費、折舊費等等，也就是說生豬出欄的純利潤在每斤兩元左右，一般按每頭豬250斤計算的話，一頭豬最多凈賺500元。這也就意味著，像張業勇那樣十幾二十頭豬的規模，一年下來，最多也就賺個萬把塊錢。當然，這里還沒有考慮技術落后、價格波動、疫病等充滿變數的因素，算上這些的話，能不能賺到這萬把塊錢就更不好說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如果出去打工，收入就會高得多，也穩定的多。不到三十歲的張業勇告訴記者，現在他決定拋棄父業，丟掉豬倌的身份，進城打工，從同村青年口中得知現在城里的工錢漲了不少，他對進城賺錢充滿了期待。
侯樹民也用前幾年在煙臺海陽打工捕撈海貨的經歷為這種對比作了最好的佐證。侯樹民說他現在打工“合算著一天二百塊錢，三百塊錢的，一個月給7500元。”盡管在海上作業的工作非常辛苦，但回想起來，高額的收入依然令他心動。實際上，在繼續養豬與外出打工之間，侯樹民這樣的散養戶們，只能選擇后者。
中型養豬場發揮規模效應 場主獲利可觀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感到悲觀，地方上一些初具規模的中型養豬場主們，此時都意氣風發，準備大干一場。侯家村最大養豬戶侯永堂無疑就是其中的一員。
自2000年開始，侯永堂就開始養豬，經過多年的積累，目前他的養豬場生豬存欄量已經達到1500多頭，能繁母豬250多頭。今年到現在已經賣了600多頭肉豬，按每頭500元的收益計算，已經獲利30萬元左右。
在侯永堂的養豬場，他帶領記者參觀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抱怨養豬的欄舍太少，限制了自己的發展。侯永堂說：“今年我計劃蓋一排產房，蓋一排肥豬舍，因為盛不了。”
侯永堂這樣做的理由是顯而易見的，規模效應所帶來的收益更加可觀，集約的生產方式效率更高，同時，這也是地方政府所樂意看到的事情，因為這樣也能使豬肉供應更加穩定。
政策扶持解決融資問題 填補散戶退出“空當”
侯永堂得意的向記者說“我前邊的豬舍，國家給了我20萬。這個是幫你搞起來就不要了，這是一塊扶持，現在國家還有這個政策，500到1000頭的20萬，幫助你擴大規模，這個是白給的。”
侯永堂所指的是2008年國家發改委和農業部的一份文件，這份文件稱，相關補貼是按生豬出欄量來發放，最低一級的標準也要“年出欄500到1000頭”,對應的補助標準是20萬元，最高至年出欄3000頭以上，可以獲得補助80萬元。侯永堂正好對應20萬那個標準。
顯然，這個補助所對應的養豬規模，占用資金都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對融資無路的散養戶來說，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通過多年養豬的積累，再加上國家的補貼和信用社貸款，侯永堂將養豬場做到了當地首屈一指的規模。由此可見，解決融資問題的“大戶”們，通過擴大養豬規模，既可順勢填補散養戶退出留下的巨大市場空白，還能坐享政府的扶持。
規模化養殖全面替代散養 空窗期導致肉價上漲
談及豬肉價格高位運行將持續到何時，侯永堂有著自己的小算盤。“明年還孬不了，但是不能維持十幾塊錢那么高了，但價格也很低不了。一個是原材料成本都上來了，再就是現在養豬的不多，上的不多，雖然現在行情很好，但如果要再擴，擴不動啊，我需要再建房子，蓋豬舍，蓋上之后，資金流動還受制約，我這樣，大型豬場也一樣。但是老百姓(退出)的”空當“一下子彌補不過來。”
養豬這個在中國盛行了幾千年的古老行當，終于走到了一個轉折的節點。市場與政府力量的雙重推動，帶來的是規模化養殖對傳統散養的全面代替。成本上升、疫病威脅、融資困難以及外出打工的吸引，導致海量的散養戶迅速離去，而超級大戶擴產進場必須存在的空窗期，造成了這輪肉價的長時間持續上漲，更造成農村生產力的劇烈變化。以前，為中國人提供豬肉的是八億的農民，現在他們中的一半進城了，如何解決豬肉的供給呢?從現實來看，農村養殖大戶必須堅持走規模化養殖的道路，當然這里面少不了的是相關部門關于資金、技術等各個方面的大力扶持。
